12月9日国际反腐日，大陆人权律师余文生公开呼吁中共当局公示官员财产。近年习当局强力反腐，但并未执行国际上通行的公务人员财产公示制度，只有内部申报。习近平上台之初，民间曾有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吁，但遭打压。
余文生吁中共官员财产公示 引热议
每年的国际反腐败日（12月9日），联合国都会呼吁世界各国举行相关宣传活动，倡导“帮助消除腐败是每个人应尽职责”的理念。大陆人权律师余文生今天发推说：“向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三点公开建议：1. 建立权力制衡；2. 权力外部监督；3. 官员财产公示。”
余文生9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权力制衡机制，反腐败就永远在路上。绝对权力就会产生绝对腐败。只有外部监督，才能真正做到自律。”
在余文生所提的三个建议中，官员财产公示历来是敏感问题。
余文生说，官员财产公示的确是个敏感问题，但“不触及它，就是保护腐败”。
他表示，知道提这些建议有风险，“总要有人承担风险，那就由我来承担吧！”
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12月9日对大纪元表示，余文生提出的三点公开建议很有意义。包括要建立一个权力制衡，因为中共一直是谁权力大或者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只要有权力，根本就不按照法律去走。”
“财产公示其实是外部监督的一个最明显的指标”，李元华说，官员及其亲属的财产情况是否正常，有公示之后就可以由社会来监督，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在当今中国，权力越大，贪腐越大。所以在制定财产公示政策的时候，遇到的阻力也大。
李元华认为，如果官员财产处于隐秘的状态，或者是搞选择性的反腐，只是以打击政敌为目的，它起不到真正反腐败的作用，只能让官员得到暗示，就是只要你向权力的核心效忠，你就可以继续腐败。
对于余文生的建议，有网友回应说：“先把百姓的宪法权利要回来，特别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游行示威的权利，这才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开放防火墙。透明之下，无腐败。”
有人补充说：“1. 司法独立，建立大法官制度；2. 人民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3. 解锁长城防火墙，人民自由畅快上网；4. 十人以上，资金500万以上实缴，人民得以建党，还政于民。”
也有网友说：“你这等于要了它们的命。”“CCP（中共）不下台，永远不可能。”“从各种不同方向敲打他们。”
中共曾传搞财产公示 皆不了了之 公民呼吁反被打压
实际上，中共近四十年一直有属于内部审查的官员财产申报（上报）制度，但没有面向社会的财产公开或公示制度。
《财新网》2016年5月16日曾报导，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虽然中国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示环节。官员财产难以接受公众的监督，其有效性大打折扣。
在财产申报的机制下，官员财产情况属于机密，主要由中组部掌控。公开官员财产一直是禁忌。
翻查中国网络发现，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据报也曾想搞财产公开、公示。
新浪网2012年的“新观察”专题报导，提到这年11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反腐座谈会，多位专家谈到尽快实行官员财产收入申报公开问题。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提出建议，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
该报导还说，中共广东纪委书记黄先耀表示，正在选择区县试点官员财产公示。
但有关试点后来不了了之。
即便是财产内部申报，也受到中共内部抵制。
2016年10月下旬，路透社曾报导，王岐山一直努力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和“反腐败法”这两个反腐制度，却遭到中共内部的强烈抵抗。
习近平上台之初，民间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一度高涨，但参与公开呼吁的公民却被当局打压。
2012年12月9日，丁家喜和许志永、孙含会、王永红等公民发表致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205名中共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征集公民联署超过8000人。丁家喜还联络各地公民，组织多个城市的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2014年4月18日，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丁家喜、赵常青、李蔚和张宝成等公民就因呼吁官员公示财产分别被判刑。还有袁冬于2014年1月29日被判刑，罪名均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2019年中共全国“两会”前夕，一批在京访民再度要求官员公布私人财产。访民2月10日在北京南站拉起写有“强烈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的红色横幅，并上传网络。
2019年12月22日，中国著名社会学者郑也夫在海外发文，直指中共官员财产公示应由7名常委开始。但中南海毫无回应。
（转自大纪元）了解更多，请记下天窗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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