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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访:一名大陆中产人士认清中共本质的历程

    专访:一名大陆中产人士认清中共本质的历程
    近日,旅美华人律师王清鹏女士接受大纪元专访,讲述了自己从过着岁月静好生活的一名中产者走上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从而觉醒的心路历程。(网络图片)

    近日,旅美华人律师王清鹏女士接受大纪元专访,讲述了自己从过着岁月静好生活的一名中产者走上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从而觉醒的心路历程。

    以下是记者与王清鹏女士的对话。这是她第一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问:谢谢您接受采访,现在工作很忙吗?

    答:每天上班,回来做家务,业余时间关注大陆的不公义事件。

    问:早年您在大陆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后来家被强拆开始维权。

    答:我70年代中后期出生在河北农村,和大多数这个年代出生的农村娃一样,如果想跳出农门,只有努力读书。现在觉得那不叫读书,叫努力接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

    那个时候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买房买车,努力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努力地在中共设计的阶层和游戏中拚命地活着,我在中国没有接触其它声音的渠道。

    据说2008年前后是微博盛行时期,很多人是那个时候受到启蒙的。我没有微博账号,错过了第一波的启蒙大潮。

    2011年,我居住的村子进行拆迁,因为当时我未得到村里分配的福利房,加上拆迁合同没有保证,我不同意拆迁,就跟部分不同意拆迁的村民上访,有近三年的时间,没有结果。

    期间,我们的房子被强拆了,耕地被强占了,但当时我被洗脑严重,和大多数村民的想法是一样的,觉得都是下面官员不作为或者不执行,而上面的官员和政策是好的等等。

    后来看了赵亮先生的上访纪录片,发现上访就是个骗局,就对上访失去了信心,就不再上访了,准备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

    问:上访是骗局?

    答:对于上面所说的:“都是下面官员不作为或者不执行,而上面的官员和政策是好的。”我不认为访民没有看清这个认识是错的,起码有一部分访民是能看清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其它的渠道申诉。

    因为上访的过程,也是一种抗争,通过逐级的抗争,才能接触到政府的层面,我认识很多的上访人,其实是很明白这个体制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其它申诉的渠道。

    你说在国内组织一个什么团体,反抗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就像厦门“1226”聚会案一样,大家就在一起吃了顿饭,就被抓捕判刑,所以,国内不存在集体组织活动的空间。

    如果说前几年的时候,上访人员还认识不清,但是这几年,我通过跟访民的接触了解了他们是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一级一级的上访,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去揭露一些问题。

    访民们会打出一些标语,类似要求主持公道之类的,但他们打出这样的标语是知道当局是不会主持公道的。但为了维权,只能这么说,才能把声音发出去,它也是一种抗争形式。

    问:之后,您开始做专职律师了?

    我是2006年拿到的律师证,2014年开始专职做律师,一为养家活口,二为顺便维护自己房子被强拆强占的权利。

    问:从那时开始接触了异见群体。

    答:那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拉进一个微信群,接触到各地的抗争者,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各地有那么多的抗争者。

    2015年,我被黑龙江徐纯合事件(注:访民徐纯合和车站执勤民警发生冲突,后遭警察开枪打死)彻底地惊醒了。我非常感谢当时一直发声的异见人士,我开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

    随后,河北的一位律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人权律师团。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09律师大抓捕,那个时候,只要有点时间,我就在微信上转发关注各地的不公不义案件,声援具体的抗争者,每天都会看到当局的迫害行为。

    问:那时代理案件顺利吗?

    答:一旦你关注这些案件,就会被当地司法局列入一个敏感的群体里。

    我记得从2015年开始,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就开始收我的律师证,因为我是从访民转做律师的,对于(当局认为)稍微敏感点儿的案子,他们(律师所)都是不给我律师证的。

    到了2016年、2017年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被律所半控制半边缘化的状态,使我没办法再接手敏感案件。

    问:当局为何那么怕维权律师群体?

    答:那时我就接触了一些访民,在各地的一些案件会有一些组织,加上律师的介入,使得声势比较浩大,影响力也比较大,当局就害怕了。

    其实,都是对案件的发声,但当局对这种民间运作的方式是很害怕的,怕律师结合访民,加起来力量过于强大。

    问:渐渐醒悟后,对您的影响很大。

    答:通过关注声援一个个具体的案件,才知道了中共的谎言治国,知道了中共的邪恶,知道了自己一直是被欺骗的,当时对我心理上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后来慢慢醒悟,什么“勤劳才能致富”,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什么“遇见不公要学会和黑暗和解”等等,都是中共暴政统治的愚民术语。慢慢地对赚钱也失去了兴趣,因为中共体制不改,赚再多的钱都不能确保安全。

    假如人活着只有80来年,我竟被中共欺骗了近40年。

    我很感谢那些叫醒我的网络朋友,当然,醒来后也很痛苦,被喝茶,被威胁,家庭关系一度很紧张。后来有了出国的机会,出来后,眼界打开了,言论相对自由了,感觉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但想到我的亲人、同学、朋友还在大陆被欺骗愚弄,我无法停下关注这块土地的脚步。

    问:您公开要求中共放开防火墙。

    答:我非常地痛恨防火墙,因为信息屏蔽和愚民教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党脑人”,我们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悲惨的,没有做人的权利,甚至都不如文明国家一只动物有法律的保护。我们从生下来就被灌输一种声音,一直到教育的结束。很多人都知道习惯很难改变,我感觉思维习惯是比行为习惯更难改变的东西,一旦在幼年时代形成,如果不是刮骨疗伤,这些思维习惯会携带终身。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虽然上访了三年,做律师大概有3年时间,当时我没有认识到防火墙的问题,在国内时也不太翻墙。

    中共在国内就是删帖封号,用防火墙屏蔽信息,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国内让你看不到希望,就是国内任何抗争的声音。比如许志友、丁家喜一些早期的公民运动和后期的包括厦门聚会案所探讨的一些问题,这在国内是不让你发出任何一点声音的;在国外,我们可以通过国外的媒体,让你能看到希望,看到仍在继续抗争的这些人。

    总体来说,在笼子里你是看不到希望的,来到国外,是能够看到希望的。

    中国有防火墙是全世界的耻辱!一个占有六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大国,在科技发展的今天,被科技束缚住思想,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所以,那些和中国做生意的国外政客、商人,在中国还有防火墙的今天,等于和中共一块愚弄中国民众,真是悲哀。

    就像武汉病毒,不管是故意还是非故意泄露,但是泄露后的操作结果,是把病毒带给了全世界,世界上死了那么多人,不是全世界纵容中共的结果吗?

    如果中共不下台,即使逃离到海外,有些人还会被中共的红粉骚扰,被中共的特务殴打,并且中共通过大外宣,会把中共的那一套虚假和邪恶渗透到文明国家。如果世界不把民主送给中国,中共一定会把灾难带给世界。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国内时,不敢在赵立坚的推(特账号)下发言,后来慢慢地看到那么多人骂共产党,慢慢地他就敢在外交部的推(特账号)下发言了,我觉得这种勇气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在国内的时候,你被那种恐惧所包围,你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去表达,到国外之后,看到了正义的声音,勇敢的声音,对人的冲击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问:您把言论自由视作生命。

    答:言论自由就是生命,我之前是感受不到的,你在国内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你还能有什么其它的权利呢?

    问:您多次公开发表:共产党垮台,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共产党下台是必然的,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即使共产党还在台上,一些事情是时候该准备了。有些事情没有必要非得共产党下台后才能做,现在就可以。

    “共产党下台”是一种信念,“你准备好了吗”是一种行动。现在还有其他朋友正在起草“共产党下台,你准备好了吗?”的续集,除了写给各党派,写给要当选民公民的你,还要写给那些到现在还在给共产党做打手的帮凶,写给那些处在上海清零中的企业家们,写给演艺界人士,写给高校师生,写给党内开明派等。

    共产党下台是必然的也是文明所向的,不管是共产党后期还是民主前期,有一些工作和思维的转变需要提前做准备,希望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社会的精英在这个时期起到带头的作用,用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告诉国民,共产党下台,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即使是网络封锁,即使删帖封号,连我这样岁月静好的中年人都觉醒了,据我知道,国内觉醒的人不在少数,只是我在外面有机会发声,他们在国内默默地行动,不敢公开发声,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要一起见证共产党下台,见证一个新的民主法治国家的产生。

    问:中共的本质,是一个祸害中华民族、祸害人类的恐怖组织吗?

    答:从我本人的经历看:

    第一,中共洗脑愚民是从娃娃抓起的,控制所有能用的资源给人洗脑,从学校书本,到电视电影各种严格审核,很多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心甘情愿地洗脑了,为这个虚无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其实这个共产主义是当政者拿着纳税人的钱胡作非为,当然这些事不被报导,老百姓也不知道啊。

    第二,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有些被洗脑的人开始独立思考,中共用“不服从者不得食”对付这些人,让他们闭嘴或者少说话。比如公职单位的,被辞职;自由职业的律师记者,被吊销注销执业证等。很多人为了活命只有忍,不忍的话你就吃不上饭,生命得不到保障,就更谈不上什么抗争了。

    第三,对于那些即使被开除公职、被搞掉饭碗的异见人士还敢公开发声的,中共会通过家属、亲戚朋友、所住的区域向你施加压力,中共最善于的就是挑起民间内部和家庭内部的斗争,这我也是有亲身经历的。让这些异见人士觉得没有同伴,还被周边的人羞辱,更是觉得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不值得,慢慢地就被会亲朋边缘化了。

    第四,对于那些意志坚定的异见人士,他们定点清理,用非法监禁、用酷刑、用监狱等国家机器来消灭这种声音,有些异见人士在监狱被慢慢折磨致死,吃药什么的,就不让你这个人存在。

    第五,对于外网那些不被中共操控的平台,他们不仅有大外宣,更会放出无数的五毛对付这些海外异见人士和海外不同的声音,把这些异见人士搞臭,让这些人失去公信力,失去影响力,不仅不会有人支持,还会得出如果这些人执政比共产党还遭。这就是共产党控制所有发声的渠道,不让人们发出异议的声音,来稳固共产党的统治。

    中共用层层愚民术和残暴的国家机器操控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人,来维护其极权统治,真的是最大的恐怖组织。

    问:铁链女事件基本没有声音了,但您仍然坚持在网络为其发声。

    答:铁链女出生在一个中产阶层的家庭,报导说,她被轮奸、强奸,拔掉牙齿,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考虑的事情,为什么官方几次通报,对比照片都不一样,反之,通过这一次一次的通报,民间也在揭露谎言,也会让更多的民众在这过程中,看清楚一些事情。

    铁链女事件,就是政府在作恶,不仅是包庇犯罪,而且是政府集体作恶。从民众角度来说,家里有妻女,自然会有许多人关注,因为涉及到自身的安危了。

    它(官方)不会把敏感词全部封掉,那么你总会有一个区段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共产党下台已经是必然,在这个过程,民众需要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出来了,因为现在国内那么多人的声音发不出来了,还有很多人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我现在到了一个自由文明的国家,我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从我心里上来说也是非常不安的。

    现在我觉得很有希望,就是即使网络被封号,封锁,但像我这样的中年人都能觉醒,都能发声,有希望,据我所知道的,国内觉醒的人很多很多,他们都在默默地行动。

    现在不论是国外的人、国内的民众和异见人士,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明智的,要一起见证共产党下台!见证一个新的民主法治的国家产生,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希望的。

    (转自大纪元)了解更多,请记下天窗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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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赫:四亿人“三退”的数字和背后艰辛

    王赫:四亿人“三退”的数字和背后艰辛
    2022年8月3日,纽约民众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三退。(戴兵/大纪元)

    北京时间2022年8月3日19时,在退党网站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4亿。这个历史性的数字,是中国空前的精神觉醒运动,标志着中国人的人心大解放,中国新生在即。但也有一些人对三退人数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本文想针对几个主要的误解做出说明。

    一、四亿人是“三退”总人数,包括退党、退团、退队人数,不只是退出共产党的人数

    如果有人同时加入中共的上述几个组织,这里不作重复计算。比如,有的人是共产党员,曾加入过共青团、少先队,现在公开声明“三退”,只计一次;如果有人是团员,现在公开声明共青团、少先队,也只计一次;如果只是少先队员,声明退队,也算一次。有人说中共党员只有一亿人,怎么会有四亿人退,所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四亿人是“三退”的总数,而且是过去18年“三退”人数的总和,而在中国,在过去18年里曾加入过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是相当大的,下面将作更详细的论述。

    需要说明一个情况:鉴于中共对“三退”的残酷打压,为了“三退”者的安全,劝“三退”通常都是在个别、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三退”者自己也不会轻易告知他人,或让别人知道,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会意识到其他人,包括自己熟悉人可能已经“三退”。

    二、“三退”崇高、严肃、神圣,不允许作假

    历时18年,4亿人“三退”。这在无形中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三退”是人发自内心,面对天地神明,抹去入党团队所发的毒誓。有了这个“心”,用化名、小名、别名“三退”,都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使“三退”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而是着眼于人心的真正觉醒,去除“党性”复苏人性,具有心理、精神、灵性等等层面的丰富内涵。这就绝不容造假。因为造假无效。人能骗得了自己、骗得了神明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退”是非常崇高、神圣的,每一个“三退”数字都极其严肃。

    三、“三退”人数都是原生态、随机的,是真实情况的反映

    事实上,退党网站上每天的三退数据,从几万人到十几万人,都是原生态、随机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数据模型都建构不了。举例而言。从2004年底《九评》发表到2011年8月,“三退”人数达一亿,这一亿人“三退”用了6年零9个月的时间;第二个一亿人“三退”,用了3年零8个月的时间(到2015年4月);第三个一亿人“三退”,用了2年零11个月的时间(到2018年3月),而第四个一亿人,则用了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到2022年8月)。如果是要作假,完全可以让数据变得更加平滑,增长更快。“三退”已长达18年,“三退”的数据特性证明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四、每一个“三退”数字都凝聚着海内外义工的艰辛

    2004年11月起,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直接引发“三退”大潮,席卷神州。至2005年4月21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一百万;2006年4月25日,突破第一个千万。

    中共极为恐惧,拚命打压“三退”,大肆抓捕“三退”义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强化网络封锁。2005年9月,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共同组成的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发表的中国网络封锁研究报告指出,只要网站出现“九评”二字,90%遭到中共政府封锁;相对而言,若网页包含反共政治主张的被封锁率是60%,包含六四的是48%,色情网站是10%。

    尽管许多大陆法轮功学员因劝“三退”而被抓、被打、坐牢,甚至失去了生命,但更多的无法计数的遍布各阶层、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大善大勇、穿越苦难、一往无前,使“三退”大潮“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其中的艰难、苦难与神奇,是人难以想像的。

    例如,2005年10月20日,海外明慧网的一则简讯“从狱中传出的三退名单想到的”说:“几天前,一位大法弟子的家人去看望正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回来时带回来一双新袜子,其中一只袜子的上边写了二十五个名字,是那位大法弟子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和后来被送劳教所后跟周围人讲真相后,觉醒的人要三退名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大法弟子在被酷刑迫害得极其严重情况下,心里想的还是要救度周围有缘人。”

    在明慧网每年召开的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中,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而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同样也在无私地付出。

    例如,加拿大华人毛凤英有一件每天夜里必做的事,就是打越洋电话向大陆同胞讲真相,她已经做了十多年了。由于时差,“我每天凌晨1点多打到5点多,然后去上班。”她的电话几乎打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阶层和地区,劝退的人已经不计其数了。又如,退休前是一家仪表厂行政人员的高鸣凤,2000年定居美国洛杉矶。2004年“三退”大潮兴起后,她走向街头劝华人三退。2016年9月接受大纪元采访时,高鸣凤说:“我出去劝三退时,专门有本子,这是第八本了,每次出去退,都有名字、日期,我每次都会上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劝退了一万五千七百多。”

    像毛凤英、高鸣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媒体报导,台湾有三千多名退党义工,运用网路、电话、手机、传真等方式,或面对面和大陆民众讲述真相,“每月帮助约2万名大陆民众三退”。而法轮功已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法轮功学员没有报酬、不辞辛劳,只本着修炼人的善心劝“三退”。涌向中国劝“三退”的信件、电话、传真、信息等等,如大风呼啸、如江河滔滔。

    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付出,难以估量。这里引用一个大陆媒体报导的数据,以资参考。因为电话、信息、彩信等等已成为海内外法轮功劝“三退”的重要途径,中共以防诈骗、防骚扰之名对此拦截、防控,严加封锁。据“搜狐”2018年9月10日报导,近年来,中国移动累计拦截“国际诈骗电话”约6.1亿次;拦截“国内骚扰诈骗电话”120余亿次;拦截“垃圾短彩信”近300亿条。据“人民网”今年6月10日报导,工信部称2021年以来拦截“涉诈电话”20亿次、短信21亿条(当然,中国大陆乱象纷呈,的确也有骚扰诈骗电信)。

    中共无所不用其极,但“三退”岂是它能阻挡得了的?!正是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同心,才有了4亿人三退的辉煌。换个角度看,如果不是中共用各种邪恶残酷手段阻挠“三退”,今天的“三退”人数将远高出4亿。

    五、“三退”获国际社会的支持

    中国民众的“三退”行动已越发引起国际社会及外国政府的关注。例如,鉴于退党大潮的规模、中国本身的重要性,以及退党运动的公民性质和对民众心灵自由的解脱意义,普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将之列入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院评选的2011年全球前三大事件。又如,2012年,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ECC)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提交的报告——共27页分七部分,详细介绍中国的退党运动——收录进美国国家政府档案,并藉由美国国家印刷总局(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刊印发行。

    今年6月29日,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期间,美国前驻东帝汶大使、前国务院副助卿格罗弗‧约瑟夫‧里斯(Grover Joseph Rees)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所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共或许就像苏联一样,其倒台可能发生在顷刻之间——正日益成为国际共识。

    六、“三退”人数相对于党团队员总人数的估测

    我们通过对2004-2021年中国大陆累计人口、少先队员数、共青团员数、党员数的估测,发现4亿人规模的“三退”的确可观,但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数量巨大的党、团、队人数(包括曾经加入过的),“三退”尚须进一步推进。

    (一)2004—2021年中国大陆累计人口估测:约15.6亿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年末大陆总人口为129,988万人;从2005年至2021年,中国大陆共出生人口26,539万。两者相加,则从2004至2021年,中国大陆累计人口为156,527万。(由于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共人口统计存在误差和错误,实际人口数据远大于此。)

    2004-2021中国大陆总人口(单位:万人)

    年度年末人口出生人口备注
    2004年129,9881593
    2005年130,7561612
    2006年131,4481581
    2007年132,1291591
    2008年132,8021604
    2009年133,4501587
    2010年134,0911588
    2011年134,9161600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2012年135,9221635
    2013年136,7261640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
    2014年137,6461687
    2015年138,3261655
    2016年139,2321786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
    2017年140,0111723
    2018年140,5411523
    2019年141,0081465
    2020年141,2121200
    2021年141,2601062公布“三孩政策”

    资料来源:中共国家统计局

    (二)2004—2021少先队员累计人数估测:约9.28亿

    中共现行规定,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申请加入少先队。而大陆在校小学生,基本都是少先队员。那么,大陆现有多少人加入过少先队呢?这分两部分计算。

    甲、2004-2021年累计小学生少先队员人数

    官方公报,2004年全国共有小学39.42万所,在校生11246.23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从1999年至2015年,共出生人口数为27,891万;如果按6岁入学计,这些人陆续于2005年至2021年入读小学,假设小学入学率为90%,则2005年至2021年新增小学生共计为25,101.9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2004年至2021年,大陆小学生累计人数约为36,348.13万(11,246.23万+25,101.9万)。(当然,官方数字远大于此。例如,称2004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95%。而且,还出了一个怪现象——每年的小学招生人数大于相对应的6年前出生人数,比如2004年出生1588万,2010年全国小学招生却为1691.7万人。)

    长期以来,少先队员基本包含了大陆所有在校小学生。例如,2021年全国共有小学15.43万所,在校生1.08亿人;而据全国少工委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042.5万名,大于小学生人数(因为14岁以下的中学生仍是少先队员)。

    本文保守估测,假设小学生加入少先队的比率为90%,则2004-2021年小学生少先队员人数为32,713.317万(36,348.13万*90%)。

    乙、其他曾加入过少先队的人数估测

    从2004至2021年,中国大陆共生存过156527万人;减去2004年至2021年大陆小学生累计人数36348.13万,则为120,178.87万人。假设这些人中的50%曾加入过少先队(或红小兵、红卫兵之类),则参加人数为60,089.435万。

    甲乙相加,则2004至2021年,大陆共有92,802.752万人加入过少先队。本文属保守估测,实际人数应大于此。

    (三)2004—2021年共青团员累计人数估测:约2.3亿

    按照中共现行规定,共青团申请人的加入年龄必须介于14岁至28岁间,到龄退团。每年都有退团人员,也有入团人员。官方数据,截至2004年底,大陆共有团员7188万名,比2003年增加81万名;其中,2004年发展团员962万名,比2003年减少6万名。

    截至2007年底,大陆共有团员7543.9万名。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124.6万名,其中学生团员5795.1万名。截至2021年底,共青团员总数达7371.5万名。不过,这些都是片段数据。难以准确测算每年新增共青团员数据。

    鉴于2007年、2017年、2021年共青团员总数都大于2004年,而2004年发展团员962万名;本文假定:2005-2021年,每年平均新增共青团员950万名。则2005-2021共17年累计新增团员16,150万名。

    2004年底大陆共有团员7188万名,2005-2021累计新增团员16,150万名,两者相加,则2004-2021年累计共青团员人数为23,338万。实际人数应只多不少(2004年之前曾入团而到龄退团的人数就未估测,这也是个巨大的数字)。

    (四)2004—2021年共产党员累计人数估测:约1.1亿

    中共现行规定,入党年龄为18岁以上。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数据,截至2004年底,大陆党员总数为6960.3万名。

    根据历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005年共发展党员247万名,2006年发展263.5万名,2007年发展278.2万名,2008年发展280.7万名,2009年发展党员297.1万名,2010年发展307.5万名,2011年发展316.7万名,2012年发展323.3万名,2013年发展240.8万名,2014年发展205.7万名,2015发展196.5万名,2016发展191.1万名,2017年发展198.2万名,2018年发展205.5万名,2019年发展234.4万名,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发展党员242.7万名,2021年发展党员438.3万名。

    2005-2021,累计发展党员4467.2万名;加上2004年底大陆党员总数6960.3万名,2004-2021累计党员人数为11427.5名。(中共中组部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较2004-2021累计党员人数少1756.3万,这个差额应主要是党员死亡所致,还有一小部分是被中共清退出党。)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全国入党申请人和入党积极分子(截至2021年底,两者分别为2062.5万名和1009.1万名)。

    根据以上估测,则2004-2021年党团队人数之和,9.28亿+2.3亿+1.1亿,共为12.68亿。当然,党团队人数有极大的重叠部分,因为大多数党员应该入过团、队,而大多数团员也入过队。不过,相关数据很难估测,本文权且定为10亿。

    如果上面的推测尚属合理的话,“三退”的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4/15.6=25.6%;占党团队员总人数比例约为40%。在中共严酷迫害和打压之下,能让那么高比例的人“三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说明了大陆人心思变,也体现出“三退”义工的了不起。要让所有可以“三退”的人退出,那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结语

    自2004年底“三退”潮起,18年来4亿人“三退”,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也是一份艰难的记录。不过,“三退”大潮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发现,青少年是中共毒害的重点。几乎所有大陆小学生都入少先队,共青团员在青年人数中的比重超过20%,而大学校园历来是新发展党员的最主要来源(例如,2013年发展的学生党员人数占当年发展党员人数的近四成)。

    入党团队者,皆发毒誓。入队宣誓中说“我热爱中国共产党”、“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入团誓词中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入党誓词中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如果誓言是会兑现的,如果中共灭亡在即,如果加入(或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不公开声明“三退”、抹除上述毒誓,那么这些人可能就要做中共的殉葬品了。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都是可以寻求新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祝愿“三退”大潮来得更快更大,5亿、6亿、7亿······尽快到来!

    大纪元首发

    (转自大纪元)了解更多,请记下天窗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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