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摘要犯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下）（图片：希望之声合成）
这些拿手术刀的人，你是否还把他（她）们看成是白衣天使呢？这是人干的事情吗？简直就是白衣魔鬼！
有患者家属向香港《凤凰周刊》透露，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一天之内做过24台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2017年11月6日，韩国电视台「TV朝鲜」的调查纪录片《杀了才能活》（见下面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上。该纪录片说，韩国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32,000人。韩国人到中国做器官移植经常光顾的医院有8家，其中一家医院每年约有1,000名韩国患者光顾。片中假设，如果另外7家医院每年总共也有1,000名韩国患者光顾，那就意味著每年约有2,000名韩国患者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而韩国患者从2000年起就开始去中国换器官了，再假设，每年约2,000名韩国患者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这种状态持续了10年，那么就有约2万名韩国患者在中国换了器官了。片中标出的八个医院所在的地点大概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广东等地，韩国人光顾最多的那家医院就在天津，大家不妨可以大胆地推测，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就是这家了。
说到活体摘除器官的血腥，不得不提及王立军发明的「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也叫脑死亡机），他还堂而皇之地申请了专利。中共医院的活摘，从最开始完全不打麻药，到使用脑死亡机，手法在不断翻新。脑干是连接大脑和脊髓的大脑后的柄状部分，含有12对脑神经中的10对，脑干损伤是可以造成人体脑死亡的致命性损伤。片中，调查人员去到了获得脑死亡机发明专利的重庆某军医院，见到了据说是与原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一起开发脑死亡机的那个人。那人把他们带到了研究室，在走道墙面上看到挂著不同型号的「生物撞击机」的示图。询问后说撞击机是可以达到脑死亡、而让其他器官保持活性的。调查人员回去后自己尝试著做出了一台样机，请来韩国外科医生李盛元（音译），想听听他的看法。李医生直接说：「除了用于摘除器官前为保存器官而致人于脑死亡状态外，没有其它用途。谁会把人弄成脑死亡状态呢？」
下面我们再接著说两个活摘要犯。
陈规划（图左下）男，现年68岁。1999年至今先后担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兼肝脏移植学组副组长，广东省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俗话说，文如其人，特指其文章的风格同作者的性格特点相似。陈规划，他是名如其人。这位广州中山三院院长，曾经是黄洁夫的下属和同行。他把自己的日常工作规划得井井有条：可怕的是，他专挑那个「月黑风高杀人夜」才动手。《凤凰周刊》2013年11月5日文章〈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中有这么一段：「据《广东医师》报导，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陈规划『在当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计达到一千例。』这样算来，陈规划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处置一名『死刑犯』，而这名死刑犯的器官类型刚好跟陈规划当天病人需要的组织匹配，天下哪有这样巧的事天天发生呢？」
作为一个医院的头目，他想什么时候做手术都可以，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专门选择晚上来做，还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嗯，把蛋糕做大，下一盘大棋，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去规划，大量地精准杀人效率更高。
夏强（图右下）男，现年57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移植免疫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委员。
他领导的肝胆外科是目前国内肝脏移植手术量、门诊量最大的器官移植诊疗中心。人民网2006年6月23日文章《夏强：肝移植学科的少帅》中说：「究竟做过多少例肝移植手术，夏强自己也无法统计，他只记得自己的最高纪录是，一天之内完成了６例肝移植手术。」
这样的场景让人想起《东京日日新闻》于1937年12月13日刊登的消息（节选）（引自「维基百科」）：
百人斩超纪录，向井 106－105 野田/两少尉延长战
[十二日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发于紫金山麓]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两少尉：「啊哈哈哈……」
1937年底，那时那方那景况的中国南京沦陷；1999年之后，此时此处此模样的中国很多地方，器官移植旅游热使中国人（尤其是法轮功学员）成了动物在黑市上被随意买卖。
〈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中还有这么一段：「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更是自白的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他哪去找这么多死刑犯呢？」
针孔摄像机记录的罪恶
按照所谓的正常程序和渠道，很难问出个所以然来，一个人不明不白地失踪了，或者死了。他生前有没有遭受过不公的对待？身上的器官还在他（她）的身体里面吗？不能问！因为这一切都是国家机密。好像胡鑫宇事件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热议，在网上的视频中，一位母亲心里面很困惑，在饭桌上和她的女儿讨论，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自己和女儿该怎么办。
说到底，这个中共国就是一个大的黑帮集团，它杀了人的事情既然是机密，就不能问也不能说，而且还要极力地去掩盖。这个时候的针孔摄像机就能派上用场，发挥作用。为什么说针孔摄像机记录下罪恶呢？作为器官移植科的医生，你以为他（她）不知道这是杀人越货、见不得人的勾当吗？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拿着手术刀在手术台上操作，但首先得把价钱谈好呐。从理性上讲，他当然也知道这是人体器官的买卖，这是犯罪。所以他才会问出这样的话：你不是记者吧？「你看这是极品肝！」
这就好比在市场上，这块肉最好，或者给你上等的肉，你得出得起大价钱啊！如果卖得好、缺货的话，比如说，猪颈肉卖完了，你得明天或者隔天才能买得到。在另一个场景，当被询问能不能找到法轮功学员时，有一位大夫曾经承诺只要提供器官供体源的活人在现场，为了让对方相信，并且只要他敢看可以让其看一眼（活人）。天啊！这不就像在饭店吃饭时，有人把刚捕捞上来的活鱼端到客人面前让他看，一会儿端到饭桌上的就是这条鱼。
有一段文革中吃人的描述，和今天的活摘器官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咱们不妨先来看一看。
现居美国的郑义先生在深入调查广西吃人狂潮后，总结出吃人三阶段：
第一，偷偷摸摸吃，杀人后等到夜深人静再偷偷回去割下心肝，用佐料烹煮后下酒；
第二，大张旗鼓公开吃，甚至红旗飘飘，口号声声，为了良心上不受谴责，有的村将人肉和猪肉混切一起炖，然后全村人人都必须来吃，达成阶级立场的一致与坚定；
第三，是群众性疯狂阶段，人已经形同群狼，动不动拉出一些阶级敌人批斗，每斗必吃。在吃人最盛的武宣县，竟形成真正的人肉宴，人肉人心人腰人肘子人的蹄筋，用各种方法制成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
面对曾经滚滚而来的百年红潮走到今天，中国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很显然，压垮中共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全面揭开和曝光其反人类的罪行，让它一瞬间就土崩瓦解。然而，在是否盗用死刑犯的器官和涉嫌活摘器官的问题上，黄洁夫多次改口，从一开始矢口否认，到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自圆其说，就在提倡器官捐献上面大做文章，说死刑犯也可以自愿捐献，而且还合法化了。从闭口不说到现在明码标价公之于众，各种类器官怎么样卖，值多少钱，就问你还有没有意见。
2016年8月的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新唐人电视台报导说，23号有知情人告诉记者，黄洁夫被与会者问到，是否知道美国国会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器官时，他并没有做任何澄清，而是回答说「哪个国家没有犯罪呀？」
结语
涉嫌活体摘除人体器官，那些曾经被人们称作是所谓「白衣天使」的医生，竟然是白衣魔鬼的化身。
从如何制备器官、运送和保存，到人体脑干损伤装置，逐步完善这一套程序，这项「杰作」的发明只是改善和方便器官移植科的大夫们摘除人体器官时没有那么血腥，却全然不顾受害人的痛苦感受。
王立军是否是从宰杀鱼时，先把鱼拍晕后才动刀子，想到了发明「脑死亡机」致人脑死亡？我们不得而知。
至少黄洁夫在2016年8月的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发言时曾坦白，他在大会前夕压力很大，晚上没有睡好。也就意味着他也知道面对涉嫌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指控，拿着血淋淋、活体的器官，却是通过如此见不得人、令人发指的龌龊行为得来的。
我们看到，王立军曾经在迫害法轮功上不遗余力地追随江泽民、薄熙来之流，却因为在英国商人海伍德被谋杀的事件上，狠狠地挨了薄熙来一巴掌，最后男扮女装躲过监控，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领悟到自己只不过是薄熙来的一块口香糖，嚼完之后被踩在地上。那么，黄洁夫们能够从中领悟到什么呢？
有一句谚语，或者说俗话说得好：雪崩之前，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当然，对器官移植科的大夫来说：你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片雪花，加速雪崩的形成；也可以为解决雪崩问题而出谋划策。
面对涉嫌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的指控，活摘要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追查国际网站举报或者坦承自己所干过的罪恶勾当，并为此而赎罪，因为等待他们的是要比纳粹分子还要不堪的结局，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转自希望之声）原文网址為：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71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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