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国通:中共在焦虑中等待百年 时刻忧垮台

美中国通:中共在焦虑中等待百年 时刻忧垮台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演讲。(易永琦/大纪元)

《华尔街日报》周五(6月25日)刊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专栏文章说,在中国共产党漫长的历史中,它现在遭遇合法性危机挑战,时刻担忧被解体。

他表示,不管中国共产党在7月百年庆时如何对外标榜成就,但它内心深处仍是焦虑的——中共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党的自我利益与它为中国制定的长期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黎安友说,中共宣布到2049年,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但一个高度发达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接受中共现在的这套幼稚化管控,更遑论中共已成为一个越发专制的政权。

黎安友用了大量篇幅来回顾中共百年来酿造的灾难以及如何侥幸逃脱、走到今天。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在当时那个被洪水、饥荒、军阀主义和腐败蹂躏的国家,共产主义是许多竞争性政治力量中最没有希望的。

他们于1927年在上海煽动了一次产业工人起义。随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迅速镇压了这场起义,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洗共产党员。毛泽东作为党的普通领导人决定尝试一种不太正统的策略,他在上海西南600英里处的一个山区发动了一场农村叛乱。不久,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了毛泽东的部队,把他们赶出了根据地,共产党开始向遥远的西北地区延安进行“长征”逃亡,损失巨大。

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逃亡,向西突围,逃亡到陕北时,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AFP/Getty Images)

红军到达延安后,该党标榜自己是代表社会各层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力量,吸引许多知识分子来延安,接受毛泽东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培训。

二战结束后,随着日军撤出中国,毛泽东的农民军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因为抗日已疲惫不堪的蒋介石军队赶出了中国。

黎安友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管很少有人相信甚至理解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但大多数中国人当时对共产党的统治充满热情。为了维护政权,中共围绕毛泽东建立了一种人格崇拜,将毛推崇为推动中国走向自力更生和繁荣的精神领袖。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厂开批斗会的情景 (AFP/Getty Images)

旋即,毛泽东将中国拖入了一系列灾难。中共篡政仅一年后,毛泽东就派兵介入朝鲜战争,死伤近百万。

1958年,他发动了大跃进,造成3000万至4000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亡。1966年,他启动文化大革命,导致多达1亿人失去工作、健康或生命,也几乎摧毁了中共这个组织。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和三个政治盟友就被逮捕,作为“四人帮”接受审判,为毛泽东承担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罪责。

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日本入侵前的1930年代好。普通老百姓的最高期望就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

为了挽救党,继任的领导人邓小平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1978年,他搞起了“改革开放”,在最初10年里,中国经济达到8.6%的年增长率。

但中共只放开了经济,政治领域始终没有同步放开。邓小平提出的坚持维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允许任何人质疑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民主专政或共产党的领导。

到1988年,改革开放导致通货膨胀和腐败加剧,同时中国人接触到的西方政治价值观也让他们思考中国的未来。1989年,中共再次陷入困境。那年春天,数以千万计的公民在全国三百多个城市举行民主示威,还有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6月4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屠杀发生,同时伴随着全国范围的逮捕,而至今被屠杀的抗议人士死亡人数不详。

北京学生们游行,向天安门广场汇聚。1989年六四期间,北京学生抗议中共打压,反腐败要民主,发起绝食,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Jian Liu提供)

黎安友没有提及1989年—2012年间中共政权制造的新危机。但在这个时间段,伴随屠杀上台的江泽民背负血债,更加强调全民向钱看,依赖经济繁荣和物质享受掩盖道德败坏。尤其是中共在1999年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镇压,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开足马力的迫害,注定了中共将从内部开始瓦解它自己。

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在党代会上说:“党内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党员和干部的腐败和受贿、与人民脱节、过分强调形式和官僚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习近平依靠结合新旧战略——强调民族主义以及影射外国惧怕中国强大——重新确立了党的统治权。

他恢复了毛泽东的旧战略,再次注重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纪律。在大量中共宣传中,习近平被描述为无所不知、仁慈、面带微笑的圣人,准确无误地引导中国走向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伟大。

党员们举行理论学习仪式,认真记录习讲话,背诵习著作中的内容。学术界被要求在教学中必须遵从党的路线,而媒体则热衷于宣传官方意识形态。

尽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数百万中国人每年出国旅行或学习,但中共政权仍牢牢控制着中国大陆的信息传播。大多数中国年轻人都不知道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了什么。

黎安友解释说,每一个思考政治的中国人都知道挑战中共政权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到现在,随着中共政权开始部署复杂的技术控制方法,如面部识别和跟踪公民日常行为构建“社会信用系统”,挑战变得更加危险。

亚洲晴雨表调查比较了亚洲14个国家的公众态度,发现中国与越南和新加坡一样,民众对政府机构的公众信任程度最高。

黎安友质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政权还要对维权律师、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家、独立公民社会团体、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地下基督徒以及像马云那样的私营企业家进行严厉的打击?为什么它还要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理论,使法制完全服从于党的控制?

在中共内部,党员们也面临着越来越高的纪律要求和服从中央的权威要求,否则就会被以腐败之名被清洗。

另一方面的调查显示,受过教育的年轻城市人群越来越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和一个更有反应的政府。

亚洲晴雨表调查(2014—2016年在中国进行)显示,约占21%的城市居民,受过一些中等教育、有足够家庭收入的受访者,他们对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表示不满的可能性几乎是非中产阶级受访者的两倍,对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可更是超过两倍。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这些趋势。它认为,大量的中国公民容易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影响。所以,它制定的解决方案就是更加严厉地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并将任何异议迹象视为政治解体的开始,同时也距离中国本该进行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越来越远。

“中国(中共)的政治制度自上一朝代灭亡以来,已经有一个多世纪,这一朝代还没有结束。无法预测这个制度何时以及如何演变,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仅靠镇压无法让中国人民永远保持沉默。”黎安友最后总结说。

(转自大纪元)了解更多,请记下天窗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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