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在一年前的今天还在”，“他死得很冤，在武汉封城之前，我们都不明白，都不知道。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疫情是怎样的一回事，是不是人传人。我们老百姓都在准备过大年。”

2月13日，大年初二，武汉的钟阿姨向大纪元记者讲述了去年过年期间武汉的情境，也讲述了因为中共隐瞒，导致她儿子染疫离世的伤心故事。

中共成功“辟谣” 武汉人照常“过大年”

2020年1月20日，钟阿姨一家和大家族共二、三十人到汉口的小酒店吃年夜饭，在喜庆的气氛中期盼新年的到来。

她说，“当时，武汉市大大小小的酒店都是人山人海的，高朋满座，停车位都没有，这都和往年一样的。”“我们可以说是在摩肩接踵的状态下吃的年饭。”

“人们一点都不觉察到灾难就要来临，” “到处是一片祥和，报纸上、电视上也还说，辟谣，不要信谣，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人传人。”“央视报告的这个新闻，我们老百姓一直都很相信政府、相信这个官方渠道的消息，所以我们没有准备。”

3天后的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封城。

医院人满为患 “收治”过程反致重症

封城第二天，钟阿姨的儿子彭毅（化名）开始发烧；第六天（28日），他们去武刚医院求治。

“到医院去一看，就是人山人海，完全出乎我们的想像。”钟阿姨说，“从排队挂号到看医生，足足有七、八个小时，到晚上七、八点钟才看上医生。”

拍的CT显示，彭毅的双肺已经呈毛玻璃状，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医院人满为患，只能通过做核酸检测，显示为阳性者才可能安排住院。

“我们老百姓都是不可能有床位的，就开了一点点药回家。”钟阿姨说，“一边吃药一边到处求助，都是一床难求。真是一种求助无门、求医无门，很遭罪的。”

2月5日晚，他们终于接到社区的通知，说6日早上安排彭毅到武昌方舱医院收治。但是，当彭毅第二天一早满怀希望去社区时，发现他们只有一辆敞蓬的、没有遮挡的小货车拉人。

一路颠簸到方舱后，彭毅还是被拦在了门外。

“门口的接待站检查血氧的时候， 我儿子的血氧只有89。方舱接待站的医生说：血氧低，我们这里没有设备，没有呼吸机。他就拒收。同时他就打电话，叫社区的把人接走。实际上，按照操作的流程，如果这个病人是社区送来的，因为病情严重的话，要转医院也应由方舱往上面转。”钟阿姨说。

结果，社区来的还是那辆敞蓬小货车，把彭毅送到上一级医院，而且只是把人送到大门口就不管了。彭毅又重新排队、挂号，到中午一点钟才看上医生。

医生诊断后表示，彭毅病情挺严重，并让他在医院等着，有床位了就给安排住院。彭毅和妻子一边等、一边求助，到下午两、三点，又联系到了人民医院位于光谷的分院，得知那里有一个床位。

但是，分院位于他们当时所在地约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么远怎么过去呢？

“就只好又到处求助。那时公交、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了，只好又求助社区的。社区说：我们没有车，还是这个敞蓬的小货车。”钟阿姨说，“我儿子心想，要是不坐就没有这个床位了；要是坐，这样的敞蓬小货车怎么坐得？当时又是风、又是雨，气温很低的，这个时候很冷。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刺骨的风雨，坐在那个只有一点点遮挡的敞蓬小货车，在路上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这个人民医院的东院。”

到医院后，彭毅几乎昏厥，已经走不了路了。妻子找了个推车把他推到住院部，护士把他接了进去。

从此以后，他再没见过家人，家人也彻底失去了他。

儿孤独离世 母亲断肠

钟阿姨说，“那时感觉就是有医院有床位就是有救了，其实完全不知道，那时候医院很乱。”

2月6日下午住进医院后，彭毅没有吃晚饭，7日的早上和中午，还是没人给他送来食物。直到下午四、五点实在饿得不行了 ，他求助医生护士，才拿到一盒牛奶。

头一天为住进医院在路上颠簸了一天，第二天又一直饿肚子。钟阿姨说，“一个病人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就是一个好人也受不了。所以我说我儿子就是这两天造成了重症，如果不是重症，不是这样的话，我儿子也不至于⋯⋯他身体是非常好的，平常没有任何疾病。”

在住院后第13天，2月19日，彭毅不治离世。

钟阿姨此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因为这个病，家人也不能在身边陪着。他是多么地恐惧、多么地难受，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也不知道他临终的时候是怎样地难过，他喊了妈妈爸爸没有？我都不知道⋯⋯”说到这，她泣不成声。

她还对大纪元表示，当时逝去的人根本没有尊严可言，“所有的葬礼，所有的程序，都是没有亲人在场的。这背后的一切亲人是无从知道的。”就连现在面对的骨灰，她都无法确定是否真是儿子的。

她说，“这个太残酷了。”

斥中共隐瞒酿人祸 钟阿姨坚持发声

儿子离世后，钟阿姨看了很多资料，得知中共既不作为，又隐瞒疫情。

她说，“政府一点点准备没有，这么大的混乱，这么大的死亡，这么大的灾难，如果你早点说了，人们都可以少出门，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染，即使感染了，也会有条件救治。”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可以接受亲人的死亡，比如：有病、出车祸，这都能接受，但是这样地离去，我真的不能接受。”

去年8月，她和其他遇难者家属向武汉市中级法院递交申诉，要求追责，但没有被受理；同年，他们又向高院寄了申诉，也没被受理。

“对于我们这些遇难者的家属，（当局）就是不闻不问，现在就是讲做出了多大的成绩啊什么的，对我们这些罹难的家属，这些去世的亲人，完全没有一个说法，就是忽视吧。”“我认为如果是正常的话，就应该要道歉，要承担责任。”

但是，中共向来不是那个“正常”的政权。

对于家属们合理的追责要求，他们还以施压、恐吓、骚扰和严密监控。

对于向外界披露武汉封城期间信息、保存记录疫情文章的公民、记者和志愿者们，中共以各种罪名拘捕、判刑，甚至让他们失踪；对于想帮助发声的人权律师，司法官员警告他们不要写公开信，也不要以提出索赔的方式“制造事端”。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民众对这场人为扩大的悲剧彻底闭嘴。

在这种逼仄的环境里，钟阿姨还是努力向外界发声。

她说，“我唯一的儿子，很好的儿子就这么悲惨地离去了，我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是非常非常痛心，受不了的。如果不给我一个说法，我觉得对不起我儿子，我要为他讨公道，他到世界上来一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非常冤枉地走了。”

“我的每一天我都不会忘记他，忘记不了，而且是那种彻骨的痛。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就是他的女儿妻子，再有我们俩老，就是活生生地没了他这一个人。我做什么好吃的时候，我也难受，我看着他的一切东西，我都不忍看他的照片，那笑眯眯的照片，对我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折磨。”

“我的孙女还只有8岁，这么小就没了父亲，没有了父亲的陪伴，真是人祸，所以我们就想发声，一个是为他追责，一个对我们活着人来说，也是一个安慰。”

世卫没真实说法 ：“意料之中”

曾经，钟阿姨以为儿子终于还完房贷和车贷，以后可以轻松地面对生活，好好享受人生，陪伴父母妻女。“可是这一切都没了。”

她说，“我们无法走出这个巨大的打击，没有言语可以安慰。天天都是煎熬，真的，每天每天，即便是睛天，我也是懵懵懂懂的，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感觉，阴天心情更加地沉重，没有一点点希望，真的。”

至于世卫专家小组近期去武汉调查病毒源头，钟阿姨说，“都过了一年了，他们查什么了？没有真实的说法，这是意料之中的。直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为什么武汉这么多人感染，这个源头在哪里？”

（转自大纪元）了解更多，请记下天窗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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