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长臂伸至美国 中国留学生接告诫电话

中共长臂伸至美国 中国留学生接告诫电话
留学生邓宁。(邓宁提供)

29岁的邓宁,湖南邵阳人,2015年来美国留学,现在亚利桑那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位,一个“不是小粉红”的中国留学生。

然而,11月5日晚,邓宁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内的“吿诫”电话,不是父母也不是公安,而是一个受母亲委托的关系人。“我不认识,我妈找到帮忙的,原因是我(国内)的手机号被禁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广东省某市的武装部部长,姓陈。他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引起我的重视,算是一种告诫。但是他应该是懂一些东西,所以透露了网警利用大数据高科技监控个人电话短信的事。原来我以为只是微信、微博、社交媒体受到监控,电话的语音数据量大,难以监控。通过跟他通话,我才知道短信和电话也被监听——没有任何死角,”邓宁11月6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

在近15分钟的通话中,该名陈姓部长不断强调网络大数据监控无所不在,他对邓宁说:“小邓,因为你在国外留学……你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实际上现在的网络,包括大数据,现在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透明,没有什么……说白了就是无秘可保,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了。”

该名部长还语重心长对邓宁说:“我们作为长辈来说,希望你还是要自己稍微谨慎一点,把控一下。为什么呢?你知道咱们这个制度和国外的制度有些不一样的。我们作为中国人还是适应中国的制度。我们先在这个社会做守法的公民。特别是你是学生,牵扯到前途和命运,牵扯到你发展。有些事情自己明白就行了,不一定要讲、不一定要在网络上发布那些东西。”

陈部长这一番告诫亦即源自于邓宁“乱讲话”,其手机号因此被封,邓宁说:“我有一个国内的手机号,最近被禁用了。我一直用这个手机号接收国内短信验证,如银行、支付宝的验证码。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些异议人士,如(贵州自由诗人)王臧,(‘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发起人)何方美,这些异议人士最近被消失(逮捕)、家人被监视。我看到他们发了一些参与非法逮捕和监视的人的联系方式,就想通过自己的力量给这些人发短信打电话施压,让他们不要参与破害、助纣为虐。因为他们虽然只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但参与进来未来可能被清算。”

邓宁向国内公安发短信。(邓宁提供)

封号发生在10月初。邓宁说:“我给一个叫郭绍平的人(最近抓捕何方美的公安)发短信后手机就用不了了——当我需要接收一个验证码后接收不了,我找中国移动,客服说我手机没有欠费,现在暂停使用,需要去营业厅重新激活。我让家人帮忙。手机号是北京的(我曾在北京上学),中国(政府)对号码所在地限制严格,不能异地激活,他们也只能找人帮我问。”

于是邓宁的母亲就找到了这位“陈部长”,“他去问了移动公司,说可能是公安网警给停止使用了。他又去公安那边询问。他也是有身份的,也是体制内的,对这些事也比较懂。觉得要引起我的重视。就给我通了这个电话。”

邓宁说:“我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我若继续在国外发布这样的言论对我家人可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感觉害怕,要揭露出来。这是侵犯隐私权,侵犯言论自由。”

这样的话,5年前的邓宁是不会说的。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视频让我看到更多真相”

他回忆说:“我跟很多留学生一样,刚出国还是小粉红,在美国还是用百度、微信、微博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就和生活在国内差不多。2017年年底看到华勇在YouTube上发了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视频,给我触动很大。2009年到2013年我就在北京上学,学校周围有摆摊卖小吃的,知道确实有很多人靠摆摊生活。但没看到很多负面消息。2017年看到这样的新闻觉得不可思议,和我想像的北京政府做法是不一样的。在国内平台搜索新闻完全看不到。才意识到中国政治有一些问题,才慢慢去了解。”

“不知道为什么YouTube就给我推荐了这一系列视频,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契机,很神奇。”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视频,彷佛像是互联网给邓宁撕开了一个真相的口子,从那以后,他又看到令计划儿子车祸身亡、谷歌退出中国、法轮功受迫害等许多官媒上看不到的震撼新闻。

“我们做研究经常要用谷歌学术、维基百科这些网站。我就搜索为什么谷歌退出中国,于是牵出令计划事件,原来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被官方屏蔽了,不让知道。我才意识到中国的言论自由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共官员被查出贪腐前都是伟光正的,没有任何负面消息,一旦查出来就会曝出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和利益瓜葛。我才意识到整个体制都是腐烂的。只因言论被中共牢牢控制所以才看不到一点负面消息。”

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家在湖南的邓宁十分担心,因为湖南和湖北接壤,很可能会传到湖南。

“去年12月底,李文亮刚发布消息说武汉可能有类似萨斯病毒蔓延,YouTube上就有人发布了视频:李文亮被训诫了。我知道中国媒体都是不可信的,它辟谣就有很大问题,就通知了家人,和我导师聊天也提到病毒。”邓宁说:“一开始只是跟家人和身边的人提到这个问题。到全球大流行后,我意识到这次中共,就算不是阴谋(放毒),至少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中共虽然控制了疫情,但是控制措施很不人道,它不报导,通过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到这种人道灾难大量在发生,我无法忍受,我需要站出来影响身边的人,去反抗中共。”

武装部长:越来越多留学生被“策反”

但是邓宁发现说服别人是很困难的,他尝试用疫情跟身边的中国留学生讲,“但很难说服他们。他们会用国内那些理论跟你辩论。我尝试很多次,发现思想的转变很大程度需要自己慢慢说服自己。以我为例子,从2015-17年跟在国内差不多,2017-20年才慢慢转变,直到疫情发生后发生质的转变。单单跟一个人辩论,他为了把你辩倒会用他那一套固有的论点。当然有人引导是比较好,但还是需要慢慢自己接受的。”

邓宁因此认为控制言论、不让人们看到真相是最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体制都有问题,包括美国,这次大选。你至少需要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环境揭露真相,有媒体民众的监督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否则坏的都掩盖了,体制都没有缺点,如何改变?”

不过,像邓宁这样的“不是小粉红”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他说:“作为一个留学生的先进群体,在美国接受前沿的知识,也要去学习先进的民主自由制度。带头去让中国人民觉醒,反抗中共暴政。我们在电报(Telegram)上组织了一个叫“自由青年”的留学生群,我是负责人之一。”Telegram上还有一个群叫“青年宪政会”,不仅有来自欧美的留学生,还有在国内准备留学的中国学生。

大概这就是为什么陈部长在电话中如此告诫他说:“你有这种倾向,在国外会成为策反对象。我所知道的身边的留学生,好多个别的留学生,为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追求,有些走上这条不归路。”

陈部长又端出邓宁的父母,说他在海外的行为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前途,还会影响到父母亲友的生活。

邓宁问:“对父母可能有影响?跟父母有什么关系?”

陈部长说:“你在国内上了黑名单的话,现在我们做高铁、坐飞机、包括坐汽车,我可以告诉你,现在都是一卡通的。我们国家使用大数据,说白了到了什么程度?公安用手机把你的脸照一下,把你所有的信息全都知道了。他不用问你叫啥名字,就扫你一下脸。你过去有没有一些案底,包括你列不列在黑名单,包括你家庭,你父母出门、做生意……所有东西都有影响的。它有一个系统资料的,明白吧?对你的小孩家人都是有影响的。这个东西不是危言耸听的。”

听了这一席话,邓宁并没有被吓倒。他说:“还好吧。如果我表现更强硬一些,他们反而会不太会那么嚣张。”

邓宁不仅没有被吓到,曾经加入过少中共的先队和共青团等组织的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

责任编辑:叶紫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