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死亡案中共官方暗示是自杀，而民间的质疑如汹汹大潮，现在可以说就像当年的铁链女事件一样，把中共官方放在全民围观的炉子上炙烤。但是这件事背后却有著更加深刻的东西。
自媒体时评人方伟追本溯源，讲述了中国22年历史中一直在发生著的血腥故事。
中国升起了器官移植的蘑菇云
方伟说，大家知道最近流传一个叫「人矿」，是今年年初开始流行的网络词汇。如果你去查维基百科，它说「人矿」就是“生下来就被当做消耗品使用的人（群）”。这确实是一种解释吧，也可能是这样。如果真这样的话，这个「人矿」的发明，就跟「韭菜」差不多，韭菜不断的割、不断的割，不停的被当做消耗品使用，反正韭菜割了之后接著长，长差不多了再被割，就是被当作消耗品。
那么「人矿」跟韭菜是一样的意思吗？另外一个看法是说，这个词「人矿」讲的就是人呐，真正中国大陆的人呐，是人体器官被强行摘取，生命被剥夺的事情。
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是失踪人口，像胡鑫宇这样健康的中学生，莫名其妙的就被失踪了。失踪的人被摘取器官的犯罪究竟有多大面积？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想讲一下中国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大问号，到今天中共当局都回答不了。
美国自愿捐献器官的登记人数是1.2亿人。你到网上去查，中国到现在因为中国人死后都要留取全尸的，没遗体捐献文化，自愿捐献登记的人数，全中国14亿人也许10亿人，只有200万，占中国人口的0.0014%，是美国的1/60。
但是请注意：中国器官移植的总数量却远远超过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数量最多的国家，却有著世界上自愿捐献最少的人口。那么，那些器官是从哪来的呢？
早在12年前，2010年3月，《南方周末》就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叫做《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它的报道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这一年全国的肝移植比例比前一年翻了10倍；又过了5年又翻了3倍。从七十年代到1999年的20多年里，中国全国的肝移植累计总数只有135例；而1999年至2006年的8年间，肝移植跃升到了14085例。这个肝移植的总数增长了180多倍。中国升起了器官移植的蘑菇云！
但是这个肝移植数目在另外两家的独立调查下，发现还是远远被低估了。即使如此，它也是激增得莫名其妙，长了180倍。为什么？背后是什么故事？就是这个「人矿」的故事。
2006石破天惊——首位证人出现
「人矿」如果讲的是人体器官，中国的人体器官从1999年以前的20多年里只有135例肝移植，到后来惊人的成为全球器官移植第一，这些器官来源是怎么长起来的呢？
方伟回顾说，2006年3月份，我当时已经加入了《希望之声电台》，我当时是一个义工记者，同时还在做计算机工程师。当时就有个消息：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从中国东北跑到了日本，然后又从日本跑到了美国，她找到中文《大纪元时报》的记者，曝光了在中国辽宁沈阳苏家屯中西医血栓医院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安妮说，她在这家血栓医院从事统计工作，她的前夫是医院的脑外科主刀医生。
安妮说，她的前夫在那里参与过摘除关押在血栓医院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参与摘取了2000人的眼角膜。她说：我指证这家医院发生了大量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脏器，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被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被秘密扔进锅炉房改建的焚尸炉里销毁。这家医院关押了6000人，大多数是从沈阳的大北监狱、马三家教养院和其它监狱转过来的，或是从公园、民宅等炼功地点被抓过来的法轮功学员。
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抓，在没有正式的逮捕证和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抓进来的。所以安妮曝光的消息当时真是令人非常震惊、难以置信。
方伟说，我的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到今天仍然是，我也修炼法轮功，所以我既得用客观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也清楚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很多事情，所以我坦诚的说，当时这个事出来之后，我们都想知道事实是怎么回事，因为真的太惊人了。
其实安妮之外后来又跑出来第二个人Peter，真实姓名都不能说了，一个叫Peter，一个叫安妮，那么就有了两个来源。我们跟他们接触之后，判断他们没有说谎，因为我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那时已经7年了，我们完全相信中共有可能那么做，因为我们知道它迫害法轮功的那些残暴的手法，外界根本就不相信，但是我们知道。
两位独立调查人是如何进行调查的，结论是什么？
为了更具事实真相的说服力，当时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就请了两位独立人士，标准就是德高望重、有判断能力、有调查能力的第三方人士来独立调查这件事情的真相。这两位人士一位是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他是加拿大亚太司司长，用美国的话叫做亚太助理国务卿；另一位是非常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两个大卫他们就著手做调查，几个月下来后，他们发布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指控真实存在。他们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的结论：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后来联合国反酷刑专家诺瓦克评价他们的调查报告说，可信度极高。该报告也通过了学术同行的评审验证。两位大卫被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们专门出了一本书：《血腥的活摘器官》。
那么他们是怎么去做独立调查的呢？
方伟介绍说，随后我有机会采访到了大卫乔高，请他上《希望之声电台》，录音在网上都有。我就问了他一些专业记者一定要问的问题：谁请你们来做的？有没有预设立场？钱从哪里来？等等的问题。下面的话是乔高讲的原话。
他说：我们一开始调查的时候完全没有结论，也就是说证据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做什么样的结论，法轮功的学员没有拜托我们要往哪方面去。他说，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独特的法律上的论证，我们没有办法去中国做亲身的调查，我们申请了，但是他们拒绝，中共不让我们去，所以我们只能用旁证来做。
怎么做呢？就是两个方法：如果大规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话，后果是如何如何；如果大规模的器官摘取存在的话，后果又是如何如何。他从结果来反正。就是这么说吧，比如说我吃了饭我肚子就会饱，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但是如果现在肚子还饿，我肯定是没吃饭的，那就是有A才有B。那么反之如果没有B的话，那也就没有A。
乔高说，他前后找了52组证据线，那么调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前者都没有；那么后果是什么？后果很多，后者的证据一个个浮现。他说，最后我们不得不、也非常不情愿的得出结论：大规模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乔高描绘这个过程，他说，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因为我们调查了那么多的人和事，我们的报告700页纸，2000个信息来源，我们查遍了中国所有医院病床的数目、所有相关信息我们都做了收集，所以我们保守的结论是每年有5万例器官移植，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我们前面说了肝移植是每年1.4万，乔高说有5万，还是保守数字，实际可能是5万到20万之间。这样海量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来源是看不到的，是不明的。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有钱的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像美国和加拿大人都有需要器官的，他们就搞了一个器官旅游，到中国大陆去旅游一下，顺便做个器官移植、治好你的病。他说，我们现在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
乔高说：比如你在旧金山或者渥太华，你需要换一个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有人就把你安排到上海，住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那里他们会给你验血；验完血之后他们会把验血结果输入进到电脑数据库里，去查和你的条件相匹配的器官。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匹配是很不容易的，有的是1:10，有的是1:100，才能找到一个相匹配的器官；找到匹配器官的人之后，比如说此人在250号集中营，那么就会跑到那里去找到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法轮功学员。我们和很多从集中营跑出来的人做过交谈，他们就说在里头都会被验血。那个时候中国的劳改营里关押的犯人还会抱怨说，医生这么照顾法轮功学员，老是给他们验血。其实不是照顾法轮功学员，不是在治疗，而是在做血型匹配。
这里有个细节：因为法轮功学员多数都非常健康，远远超过一般的人群，因为他炼功嘛，又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没有坏的嗜好，而且打坐对身体非常好，所以法轮功学员就成了器官摘取的理想人群。
乔高说，我们和辽宁苏家屯出来的安妮做过调查，她先生不敢跟我们接触，所以我们跟安妮来回来去谈了很长时间，有的时候一天要跟她待上8个小时，反反复复问她，从各个角度问她，把所有的证词都写下来，然后判断是不是那么回事。她说她的先生在苏家屯，2001年到2003年两年期间，做了2000粒的眼角膜摘除手术。那么当然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他先生说的是真话呢？我们跟他没有谈过，他住在加拿大，但他不愿意跟我们见面，所以他就说让我们跟安妮谈。我们从各个角度去考察安妮，最后证实这件事情的可信度是多少。
大卫乔高说，那几年中共从器官摘取上赚到的钱是80～90亿美元，这是我们的估计，而我们的报告发表之后，中共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反驳，它们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攻击我们个人，攻击我们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的异议，而它对我们的证据什么都没有讲。
第三位独立调查人葛特曼
方伟说，后来另外一位独立调查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我1999年7月份在华盛顿DC跟他交过手，非常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的学士和硕士，是美国著名的作家、研究人员，还是视频制作人。他现在是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最有名的是一个调查记者（Investigative reporter）。在新闻界调查记者被称做“王冠上的明珠”，是新闻业最高的一种职业。葛特曼后来出的关于“活摘器官”的调查，获得2014年很有名的皮博迪纪录片奖（Peabody Award），以及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纪录片奖。
我们从那个时候，从安妮的出现一路走到胡鑫宇失踪案，这条路到底展示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清晰可见的。方伟说，所有我说的这些事情都是事实，但是你去Google，你去Wikipedia，你都查不出来。这真是新闻界的耻辱！
我所了解的东西都是我第一手接触的，我没有道听途说，都是我第一手接触、第一手采访的东西，我是用质疑的方法、寻找未必如此的这种角度来提出问题的，那我得出的结论，其实就应该是一个新闻记者在社会、在网上呈现的应有的主体内容。但是我现在说的这些事情，以及我下一期将要呈现的东西，非常震惊，但是大家都找不到，绝对找不到。让大众能够看到“活摘器官”这件事情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最有力、完全无可辩驳的证据，是不在主流媒体任何地方，或者通过搜索可以呈现的，谁也看不到，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这就是新闻界的悲哀！
欢迎点击观看完整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