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CCP）正在进行一场多管齐下的运动，以加强在海外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不断增长的中国侨民的控制。

这场运动从“猎狐行动”开始，这是一场追捕中共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在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运动，且基本上是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后才开始的。

这场运动发出的信号很明确：你不会因为离开中国就安全了。与此同时，中共统战部一直在卖力工作，在亚洲、澳大利亚、北美和欧洲各地收编当地的华人媒体，并投入巨资支持这些媒体。在澳大利亚，大约95%以上的当地华文媒体都听从中共的指挥。

随着来自中国的移民不断增加，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寻求庇护者的数量激增了近800%，中共政权努力在海外扩大自己的监控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行动的最新进展是建立海外中国警察服务站。

当“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首次针对“海外110”调查揭露这一行动时，很快就发现了大约54个服务站，大部分在西方国家，由中国两个地方警察机构管辖。新的信息不断涌现，12月4日，这个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发布了一份后续调查报告——《巡逻和劝说》（Patrol and Persuade）。现在发现的站点数量已经超过100个，中国还有几个地方警察机构在运营这种站点。其目的越来越明显，其中一个地方警察机构声称它是“利用海外华人来管理海外华人”。

事实上，自从首次披露这一信息以来，在纽约和洛杉矶都发现了其它中共的警察站点，还有温哥华和加拿大的一个未知地点，使美国和加拿大的站点总数达到8个。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猎狐行动

对高价值目标的国际追捕，即猎狐行动，是由公安部在中共“反腐”监督机构——中央纪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在10月底中共党的代表大会上，中纪委提交的新数据显示，作为习近平国内“反腐”运动的延伸，自2014年启动以来，猎狐行动已成功迫使超过1.1万名中国公民返回中国，其中数千人在新冠疫情期间返回。方法包括引渡和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虽然非常罕见），以及更常见的非自愿回国，例如通过对居住在中国的家庭成员进行“劝说”，派遣代理人到国外骚扰和恐吓目标家庭，以及绑架。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这些服务站在约84起“劝说”行动中发挥作用，迫使人们违背自己意愿返回中国。这表明，中共政权对这些站点的目的撒了谎，他们声称这些服务站只是协助当地侨民更新驾驶执照和执行其它行政工作。

为了阻止这些服务站的运作，并确保其不能改头换面继续活动，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海外华人警察服务站

据了解，这些服务站在2016年开始出现，并在2018年扩大，是在东道国不知情或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建立的。而北京声称，这些服务站的目的是在疫情期间帮助中国公民。

其运作方式是，某个中国行政区，特别是如福州那些出现了大量移民的城市的警察局，与海外有大量华人移民的城市和地区的华人贸易或文化协会接触。毕竟，中国的移民，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移民，往往会与亲友和乡邻共同居住在一地。如果许多来自福州的人在一个地区定居，后续该地的移民也会到这些地方寻求支持，共享语言、文化和食品。

因此，中共警方与当地的华人协会接触，要求他们承担管理服务站的任务，而具体管理的方式会有不同。由于这些服务站是由中共警察管理，因此，这些服务站就与一般的华人协会有很大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布达佩斯和都柏林，他们会建立一个办公室，挂出招牌和牌子，宣布他们是海外警察服务站。当然，不会通知东道国政府，由于语言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在其它情况下，会使用协会原有的办公室，而把公布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转到一个接待处，如葡萄牙波尔图是转到一个汽车修理工处，加拿大多伦多是转到一个便利店，苏格兰格拉斯哥是转到一个餐馆。

在亚洲各地，尤其是在非洲也有类似的服务站，是公开的，有东道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但做的工作与民主世界的秘密站点相似。

就他们的总体目的和作用，中国江苏省南通市官方的这段话很能说明问题：“目前，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地都聘请了华侨和留学人员代表作为海外联络员，与国内官员内外合作。”

即使不谈利用这种服务站协助中国警方对中共希望遣返的对象进行“劝说”行动，这些服务站的设立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荷兰、爱尔兰和加拿大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认为建立这种站点，无论其职责如何，都是非法的，并且违反了《维也纳公约》。这三个国家都已命令它们关闭。由于这些服务站是秘密建立的，没有通知东道国政府，而且几乎只有华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使得它们能够长期不被察觉地运作。

按照中国警察部门的指令行事，实际已经违反了所在国的法律。任何协会都需要注册，“保护卫士”认为大多数协会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想必都已经注册。但是，他们并没有注册这些职责，也没有以任何方式申明是中国警方或政府的联络人。因此，对于任何被发现违反行政法规的协会，可以而且必须采取监管行动。

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仅仅是简单地关闭这些服务站，而让它们的实际活动通过中共统战部等机构的下属协会秘密进行，国家安全机构需要启动正式调查，并在证据允许的情况下提出刑事指控。

已经记录了约84起“劝返”行动，包括两起与“猎狐行动”有关的案件，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些行动的目标对象往往是低调和低价值的，如果返回，很少会有他们的消息传出；如果拒绝返回，他们也很可能保持沉默。发现此类案件非常困难，需要进行专门的调查。在加拿大、葡萄牙、瑞典、苏格兰和美国，“保护卫士”看到了这样的案件。

但在其它许多国家，这些案件只是被外交部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这样的话，有可能让这些活动继续下去。

自“保护卫士”的初步调查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又发现了几个站。安全警察的初步调查已经发现了许多其它的站点，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进一步的调查将揭示更多的情况。现在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保护卫士”揭露了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服务站所进行的这种“劝说”行动后，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双边引渡条约很麻烦，而且一些欧洲国家拒绝了这种请求”。他们以此为借口，认为仍然可以进行这种“劝说”行动。事实是，西班牙与中国保持着引渡条约，并经常批准此类请求。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0月底又公布了两份关于猎狐行动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起诉书，使已知的起诉书总数达到三份，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但由于中国声称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超过1.1万件，说明这只是九牛之一毛。到目前为止，没有其它国家采取任何类似的行动。由于中共官方声称仅在2021年4月和2022年7月之间就劝说了23万人返回中国，而且仅涉及那些因欺诈和相关罪行而被通缉的人，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劝说行动不仅在美国和加拿大，而且在欧洲和其它地方都在大规模进行着。

好的一面是，这些经营服务站的协会网站经常发布犯罪信息，因此找出受雇或服务站经营者还算简单。中国的警察有时觉得有必要宣传他们的工作，以确保获得他们上级的支持，也有助于利用中国的警察公报、警察报纸和当地媒体进行公开来源的研究，这一点非常有用。

明确指出这些服务站违反法律而令其关闭，对这些服务站的运作进行正式调查，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出刑事指控，同时评估这些协会注册的合法性，这些都是向前推进的关键步骤。这些服务站使散居在美国、加拿大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无法自由发言，并剥夺了他们在新家园的民主权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基本民主自由的问题。随着中共对海外施加影响力不断增加，这些服务站成为了“利用海外华人来管理海外华人”的另一个工具。

作者简介：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创始人，也是设在北京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中国行动”的共同创始人（2007-2016）。他是《媒体公审》（Trial By Media）的作者，也是《失踪人员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的撰稿人。他从2007年开始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并被关进秘密监狱，随后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再入境。在居住在中国之前，他曾为瑞典政府工作，负责性别平等问题，现在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

原文：Communist China Establishes Global Presence Through Local Police Overseas Stations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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