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对中共收集DNA数据的做法越来越警觉。遗传学家大卫‧柯蒂斯（David Curtis）认为，中共大量收集的DNA可以用作器官库的数据库，“打击与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组织者提议，抵制中国的医疗和科研机构。
在9月17日至26日举行的峰会上，最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之一提出，中共可能正在开发一个基因库，以便通过大规模基因检测有助于活摘器官。演讲者大卫‧柯蒂斯教授是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遗传学家，他认为，由于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记录，一些科学期刊可能会拒绝来自中国的投稿。
其他专家与中国科学家接触时，也越来越提高警觉。
“还有其它与基因数据分析相关的（抗议）例子，尤其是在监控和／或识别方面，”玛格丽特‧科萨尔（Margaret Kosal）教授说，她担任多项职务，包括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和帕克‧H‧佩蒂生物工程与科学研究所（Parker H. Petit Institute for Bioengineering and Bioscience）。
“我的工作涉及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安全影响，这些研究是中国使用遗传学，机器学习算法和能力指标的最具体、最科学、记录在案的开源范例。标志着其研究能力。我在自己的研究文章和演讲中，对在什么情况下，甚至是否应该使用（例如：引用和参考）它们的问题上，进行了道德上的斗争。”
柯蒂斯表示：“我们知道，活摘器官正在（中国）发生。我们知道，人们受到任意逮捕、拘留，甚至失踪——有时没有经过司法程序。我们知道的第三件事是，这是最近才知道的，中共在整个人口中、少数民族群体和特定地区进行大规模基因检测。”
他说：“人们有时会做医学检查，提供血样，用这些血样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提取DNA。”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7年以来，中共当局出于执法原因，拟收集7亿中国男性公民的DNA样本。据报导，美国公司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共当局提供符合其规格的DNA检测试剂盒。
中共以前的DNA收集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据柯蒂斯说，这使中共当局得以维护潜在器官捐赠者的数据库，这些人可能会被活摘器官。
在中国，自愿器官捐赠者相对缺乏，大规模的DNA采集在中国也遭到反对。人权组织认为，在一个很难说不的极权体制中，不会有真正得到同意的DNA收集，他们还担心，广泛的DNA测试，可能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的家人。
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警察对在校男童进行大规模DNA测试时，要求提供血样。《纽约时报》引用了另一个例子，其中一名31岁的男性在受到威胁后被迫提供血样。来自中国北方的计算机工程师蒋先生，在2019年的采访中告诉《纽约时报》，当局警告他：“如果拒绝采血样，我们会被列为‘黑户’。”报导说，如果他不遵守，“将剥夺他和家人的权利，例如旅行和就医的权利。”
考虑到中共的本性，柯蒂斯说：“很难理解为什么（基于大规模DNA采集的活摘器官）不会发生。有收集样本的政权……他们可以从所有人身上提取DNA。我们知道他们对逮捕和拘禁民众毫无愧疚，我们知道，他们对活摘器官毫无愧疚，这给这个过程带来了一个独特的可怕的新维度。”
柯蒂斯认为，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潜在“捐赠者”已经从死刑犯、被定罪的囚犯扩大到一般的在押人员。现在，中共当局“可以检查他们拥有的DNA数据库，他们可以确定一个合适的捐赠者……不一定是被拘留者，因为可以是在街上走的人、上班的人、上学的人，或者在家的人，可能敲个门，那个人就会被拘留，被从家里带走，被从工作场所带走——家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跟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匹配。”
柯蒂斯说，这创造了整个中国人口成为“潜在器官捐赠者的人类农场”的潜力，他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但他说：“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活摘器官正在发生，我们确实有证据表明有人被任意拘留，有人失踪。我们有证据表明，大量的DNA收集正在进行中。”
他问道：“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中共官员需要进行肾移植，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好的匹配对象，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不从已在DNA储存库内的藏人、维吾尔族人和囚犯身上活摘器官呢？”
柯蒂斯说，如果基因库被用于使用活摘器官的移植，那么“这不仅仅涉及安全部门”。他接着说，“要想让这项技术发挥作用，医生、基因科学家和其他许多人”都必须参与到专业的科学和医疗网络中。
他说，不像在英国，科学家会因为参与这种不道德的医学手术而坐牢，中国没有专业透明度和问责制。“在与政府意愿不一的情况下，没有反对政府和主张维护道德标准的机制。”
鉴于对强制基因检测和活摘器官的了解，作为一名遗传学杂志的编辑，柯蒂斯对他收到的来自中国的投稿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我知道（中国）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愿意容忍这样的做法时，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科学家们是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了？”
柯蒂斯解释说：“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遗传学方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影响中共的行为。”“有他们敏感的问题，也有他们关心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科学认知，以及他们的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生涯。”
柯蒂斯提出了基于中国学者的科学论文被常规拒绝的问题。他在担任《人类遗传学年鉴》（Annals of Human Genetics）编辑时就这么做了。《人类遗传学年鉴》总部设在伦敦大学学院，由威利（Wiley）出版社出版。
柯蒂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觉得如果我必须继续处理来自中国的投稿，我就不能继续做编辑了。在与出版商的年度会议上，经过与董事会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抵制是不可行的。在会议上，作为一种妥协，他们同意我可以发表一篇社论来阐述我的顾虑，并建议人们考虑抵制。
“我和托马斯‧舒尔茨（Thomas Schulze，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北部医科大学工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出版商看到这篇文章后，拒绝发表，并要求修改。我拒绝修改，因为对内容负责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出版商。由于他们不愿发表这篇社论，我提交了辞呈。”
柯蒂斯、舒尔茨、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伊夫‧莫罗（Yves Moreau）和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的托马斯‧温泽尔（Thomas Wenzel）试图在其它地方发表这篇题为“中国—是时候考虑抵制了？”（China—is it time to consider a boycott?）的公开信。
拒绝所有来自中国的文章的提议，与非歧视条款中经常出现的“反对基于国籍的歧视”的规则相冲突。但当一些国家犯下联合国所定义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时，这样的包容是误导性的。
如果不允许这种“歧视”，尤其是对世界上最强大极权国家的歧视，将导致其权力的进一步膨胀。对这个国家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不采取措施，就是不站出来反对这些最严重的不公正行为。我们不应该歧视种族灭绝吗？在这种情况下，“不歧视”难道不是在共犯（complicity)加倍严重的歧视吗？
其它拒绝发表这篇文章的期刊，包括：《柳叶刀》、《英国医学杂志》（BMJ）和《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
《卫报》在6月发表了该文。尽管两家医学杂志否认对中共过于顺从，但根据作者说，威利出版公司和《柳叶刀》表示，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能会给他们在中国的办公室带来麻烦。
柯蒂斯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道：“根据我的合同，我对发表的内容负有全责，我可以简单地拒绝来自中国的所有投稿，但我知道这不符合人们对我的期望，也不符合出版商的政策，也是编辑委员会不支持的行为（与他们讨论过此事）。我意识到这是我的个人立场，于是我决定辞职。”
柯蒂斯于2020年9月辞去《人类遗传学年鉴》编辑一职，以示抗议，此事于今年6月公开。他告诉《卫报》：“我辞职是因为威利的高管们阻止发表这篇文章，这些人对一份科学杂志的内容没有发言权。有人告诉我，威利在北京有个办公室，意思是发表这篇文章会让事情变得麻烦……因为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出版商无权告诉编辑他们能发表什么、不能发表什么。”
《人类遗传学年鉴》最初被称为《优生学年鉴》（Annals of Eugenics），这是一个不光彩的科学领域，通过优生来去除所谓的精神疾病、犯罪行为，以纳粹德国为例，则是去除种族特征来“改善”人种。
柯蒂斯的遭遇很不幸地表明，有时，在缺乏伦理道德的领域中，最具伦理道德的科学家是那些被迫离开能施加有益影响位置的人。
柯蒂斯继续他的工作，为遗传学领域带来了一种更合乎伦理的方法，他公开反对强制收集基因和活摘器官，并提出了是否应该正式抵制与中国的医学合作。
他说：“对科学期刊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考虑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医生和中国科研人员的投稿。”“我们会说，看，你知道你的职业是这些做法（活摘器官）的同谋，我们不打算把你们当作我们的同行。我们不会说，我们知道你们遵循与我们相同的道德规范。”
柯蒂斯认为，这将提高中国医学界和科学界对不道德行为的认知。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希望很快推出一个网站，让医生和科学家签署抵制。”
就在柯蒂斯在峰会上发言后，组织这次峰会的五个非营利组织联盟：美国的“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法国的“CAP良心自由”组织、台湾的“国际器官移植护理协会”、韩国的“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日本的“移植旅游研究协会”，发布了《打击和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
宣言第9条直接支持柯蒂斯的建议，以及其它措施。规定：“所有政府应（1）敦促医疗专业人员积极劝阻病人去中国做移植手术。
（2）敦促医务人员不要给中国医生或医务人员提供移植手术的培训，也不要在本国为他们提供同样的培训。
（3） 敦促医学期刊拒绝发表有关移植医学的“中国经验”。
（4）不向在国外寻求器官或身体组织移植培训的中国医务人员发放签证。
（5） 不参加中国医生在移植和移植手术领域的国际研讨会、座谈会或会议。”
事实上，我们不仅需要像柯蒂斯提出的那样，在科学和医学上抵制中共，还需要立法，禁止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员，与从事严重不道德行为的外国医疗和科学机构合作。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共，就像它应该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纳粹德国。
有了这样的立法，人们就会意识到，面对中共这样的不开明的政党的压倒性力量，西方对人权的承诺是认真的，愿意积极地维护这些权利。
在中国，人们将提高认识，在法律的约束下，中共在不道德的医疗和科学实践中的支持和领导将有后果，从而迫使它停止强制DNA采集和活摘器官。在享有自由的国家，我们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如中国的法轮功问题、维吾尔族和藏人等，对他们的迫害构成了种族灭绝。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行政学博士学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报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杂志《政治风险》（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发行人，其研究领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他撰写了书籍《凝聚权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担任书籍《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编辑。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观点。
原文：Ban Scientific and Med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 Unethical Gene Harvest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