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喂龙”到觉醒、再到唤醒他人，好莱坞制片人、《喂龙》一书作者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表示，这一过程历时20年。他认为好莱坞一直在协助中共政权变强大，已濒临失控状态。

日前，芬顿在接受采访时谈道：“直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把中国龙喂得太饱。”“而且我们这样做的方式让龙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永远无法控制它了。”

《喂龙》一书创作起因

芬顿首先谈到了他写作《喂龙》（Feeding the Dragon，又译《投喂中国龙》）一书的初衷，“我当时想写一本回忆录，记录20年来我参与过的美中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以及我在这期间遭遇和经历的各种事。”

当年，为了安抚中共，芬顿在想办法让漫威影业（Marvel）修改《钢铁人3》的剧情时，他的太太珍妮弗提醒他，“你不觉得你把这头猛兽喂得太饱了吗？”

“不、不、不。这件事情就得这么做。如果你想让你的产品或服务进入中国，你就必须安抚中国（中共）政府，你必须确保中共批准你的产品或服务，认可你想给中国民众传达的信息。这是你能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中国消费者。”芬顿回答道。

他表示自己一直都没有把太太的话放在心上，直到多年以后，才发现到自己的失误。而之后发生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NBA休士顿火箭队的前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发推文支持香港抗议者引发的一幕幕，让他开始觉醒。他提到，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这本书起名为《喂龙》的原因。

为中企效力

芬顿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工程学士学位后，在洛杉矶好莱坞开始了他的事业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侍者，然后一步一步找到了当地最大经纪公司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一份工作（该公司后来被奋进公司（Endeavor）收购）。

成为一名经纪人后，他的工作主要是为影视作品前期“选定主创团队”。“我那时候是一大批演员、编剧和导演的经纪人。”他说，但到了2001年末、2002年初时，“我的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说：公司眼下正在经历转型，我们决定解雇你。”

“我的天哪！我原本构想好了我的整个事业蓝图，包括给演员、编剧和导演当经纪人，做电影前期筹备工作，比如说我筹备过《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赌王之王》（Rounders）、迪斯尼的许多卖座大片等，我们给这些电影安排过一线演员、一线导演等等。突然，这一切都崩塌了。”他说。

离开威廉莫里斯，芬顿发现自己手里还留有一家准备与威廉莫里斯合作的中国公司DMG的联络方式。

DMG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娱乐传媒公司。芬顿随后开始为这家中企工作。

通过电影娱乐业 为中共做大服务

进入DMG后，芬顿的主要工作是说服美国（好莱坞）的合作伙伴，“我们是他们最合适的中方合伙人，因为我们能帮他们与中国（中共）政府牵线。”他说，“我们能促成中国（中共）政府批准让美国这边的产品或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我们可以借助在中国的业务基础，进行市场营销，让中国消费者注意到并喜爱我们推广的产品或服务。”

无论是漫威、迪斯尼或其它影业公司，他都会跟他们说：“你看，你们的电影现在无法打入中国市场。我们就是来帮你们的。我们知道应该找中国（中共）政府里的哪些官员。我们知道如何让这些官员认可你们要推广的内容，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内容和他们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计划是有关联的。”他说这家公司也知道如何恰当地向中国消费者做营销和推广。

“但是问题是，我们渐渐发现中国市场的商机太巨大了，我们开始把推广产品变成强制性的品牌整合工作，也就是把中共的宣传融入到电影里去，讨中共欢心，使他们愿意把我们推广的内容投放到中国市场。”

他以《回路杀手》（Looper）这部影片举例说：“这部电影背景的设定本来是未来的法国，但是我们把它修改成了未来的中国。”他表示不仅把地点修改成未来的中国，他们甚至与上海市政府合作，设计他们预想的40年后上海市天际线的景观。“我们把上海市变成了未来都市、世界中心。这样一来，世界的中心就成了中国。上海也变成了地球上最具创新力、技术最先进的都市。”

芬顿谈到从本质上来讲，这其实是在电影中把中国展示成了“一个品牌”，“把中国打造成40年之后全世界人人都向往的地方。”他说，“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我们等于是为中共的宣传部打了一则广告，通过这部电影，去营造民族自豪感。而且推广了中共想要推广的信息，不仅是在中国境内，也是在世界范围。”他认为大部分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影片里有“中共的宣传因素”。

觉醒后发现自己是“同谋”

芬顿认为，现在的影视公司“安抚中共，修改剧情、剪掉情节”，此做法已经很普遍了。

他说，与此同时，影视公司会与中共政府合作，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中国形象，避开敏感话题，包括西藏、台湾、香港、或对维吾尔人的暴行等。他谈到好莱坞现在确实是在“做预先自我审查”，或者“通过电影的内容在全世界主动（替中共）做宣传”。

当谈到觉醒的时刻，他说，“这要归功于我太太。事实上，每位做先生的都应该听太太的话。当你太太有话要说的时候，你最好听进去，因为她肯定是对的。你猜怎样？2012年时，我没有听我太太的话。”

2019年8月，芬顿跟随三位美国国会议员的访港代表团，对香港进行了为期11天的访问。“那时正值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的高峰期。”他说，他们见到了抗议者们，随后在同一天，还和林郑月娥共进午餐。“所以我们看到了两方的情况，听到了两方的抱怨、来自两方的不同问题、要传递的信息，那次经历令我大开眼界。”

“但是与此同时，我当时仍然相信，全球主义、外交手段、还有我们一直以来打开中国市场的方法对美国是有利的。直到一个月后，莫雷推文事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真正明白和醒悟过来，这个办法并没有那么好。事实上，它非常不好，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改变。”芬顿说。

“当时，休士顿火箭队的时任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发推文支持香港的抗议者。”他说，“随后，中共立刻终止了NBA在中国的相关合约。我当时本以为NBA对这件事会保持沉默。但是我没有料到，美国公众会因这件事觉醒过来，美国的领导者们也醒悟过来。”

他提及当时人们开始问：“你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莫雷行使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利。你们怎么回事？”他表示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公众意识到，NBA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向中共低头了。

他开始思考人有时候需要“在镜子里反思一下自己”。他问自己：“我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我的天啊！我自己20年来也是同谋。这太糟糕了！”

他表示写这本回忆录，就是想帮助人们从他的经历反思到其它领域、其它行业，“让人们明白：他们也做了相似的事情，才走到了今天。而现在，我们必须要改变做法，我们必须要明白这对美国或西方盟友的长久福祉是有害的。因此我们需要严肃对待它，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中共习惯性打压言论自由 好莱坞坐视不理

在谈到出生于北京、刚刚赢得金球奖最佳导演奖的华裔导演赵婷被中共封杀的事件时，芬顿以其过往的经历表示，他“百分之百”认同这就是中共在压制言论自由，甚至是在中国境外。“赵婷事件可以联系到新的国家安全法，该法律实际上在限制和压制中国境外的人的说话方式。”

他还认为，这不仅是与《无依之地》（Nomadland）这部电影有关，“其实这里面还牵涉着11月陆续出台的漫威和迪斯尼的数部电影。所以迪斯尼和漫威也不得不应对这次的争议事件。我们知道漫威现在是全球影视娱乐界价值最高的IP。”他提及疫情之前推出的最后一部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的最后一集，票房仅在（中国）市场就有7亿美元。

还有电影《花木兰》的拍摄，“他们与中国新疆地方政府合作，而恰恰是这群人把当地居民关进了集中营。您觉得我们的底线应该是什么？什么时候对中共说不？”他反问道。

“《花木兰》的争议发生之后，迪斯尼就开始保持沉默，他们什么都不说。”

他说，“他们之所以不说话，原因和刚才说的NBA以及莫雷事件相同。他们知道一旦说话，中方就会报复。他们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市场，中共可能会关闭上海迪斯尼，可能会把商机给万达或者复星来运作。”他认为无论后果是什么，都牵涉到“太大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原文网址為：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3/22/n128286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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