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传奇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过去300年间人类在地球上蜕变的故事。由於戏台横跨海洋和欧亚大陆，要看明白这场历史大戏，也得把时间拉长，才能看明白人类近代文明史这一出戏背后蕴藏的，要叫所有人惊奇万分的谜底。
我们在上几章所描述的欧洲中国热这段历史表明了在十九世纪前，亚洲对欧洲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一段历史竟然陌生得仿佛不曾发生，我们在这300年间经历的蜕变一定是深刻而又奇异的。
十八世纪初，欧洲全才莱布尼兹写信给康熙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在中国人挤破了头移民欧美的今天，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就像是我们穿polo上衣、阿迪达球鞋，十八世纪的欧洲贵族以穿中国绸袍为时尚。来自中国的昂贵的瓷器、丝绸衣袍被大量仿制，成为那一季人们的最爱。欧洲时尚中心巴黎出现了移植入中国技术的瓷器厂、丝绸厂。
直到十九世纪，亚洲对欧洲的影响深入了思想、制度、农业、时尚、生活各领域。剥去中国风里面所含的东方主义成分，曾经，长达一百年，欧罗巴为中国神魂颠倒。一百年不算短。在那传奇一般的欧洲百年中国热之后，是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我们把那段历史抛在脑后，甚至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闻时大为惊诧？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们将大略地勾勒出这300年间的大变局。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将聚焦在改变历史轨道的几桩关键事件上。
陨落的太阳
在晚年，太阳王经历了多重的挫败和怆痛。在政治外交上，冗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得法兰西的海陆军损失惨重。虽然最终法兰西赢得了这场战争，然而之后签订的乌德勒支合约放弃了法兰西在海外的部分领地，使得路易十四的威望大大降低。
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驱逐胡格派教徒这件事一直不为人所谅解，然而不少学者们同意，太阳王做的许多引起争议的事，在那个时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路易十四来说，他深知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会受到指责。而我们记得，坚守天主教王国是太阳王挑在自己肩上的使命之一。
就在战争带来的多重损失之时，1709年，一场大寒害导致谷物严重欠收，饥民大量死亡，无异雪上加霜，把法兰西社会领上了崩溃的边缘。
在个人生活中，路易十四也遭遇了接连的打击。他不但晚年丧妻、失去王太子，在一场猩红热中，皇太孙勃艮第公爵、孙媳妇、曾长孙接连逝世，使得他的王位继承人不得不跨越两代，落到了才5岁的曾孙小路易身上。不久我们会看到，这一继承人的危机将直接影响日后法兰西的盛衰。
1715年9月1日，凡尔赛宫外的广场上，臣子百姓翘首等待路易十四最后的消息。自从马利打猎回来，国王卧病在床二十多天了。整个法兰西都知道国王如何的勤奋，即使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或卧病时，路易十四都会召开会议听取大臣的报告。对于太阳王，百姓依依不舍，或许他们以为这位治理法国长达72年、超出了他们自身年岁的君主是永生不死的。
这一天清晨，路易十四与世长辞。窗外的广场上响起来“国王驾崩！国王万岁！”响亮的呼喊。曾有人描述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初，人们欣然欢庆，以为战争、重税将随之而去。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太阳王成为人们发自内心怀念的真正伟大的帝王。
路易十四之死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没有了太阳王，辉煌的凡尔赛宫黯然无光，法国历史上的伟大世纪随之结束。太阳王的继承者面临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以及接连而来的狂飙。随着路易十四的逝去，欧洲的文化及政治版图急剧变化，人类历史进入了另一阶段。
满清皇位的继承人
“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成为的模样展示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去瞻仰史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波维尔Pierre Poivre（1719年–1786年）,《哲学家游记》
这位史上最伟大的人指的是借着白晋在巴黎出版的《康熙帝传》，一夕之间在欧洲声名远扬的康熙帝。还记得在御船上聆听耶稣会士演奏小提琴、在黄河边测量水位、多才多艺的中国皇帝？现在，让我们把场景调回中华帝国的京城，那中国热向外辐射的起点。
创立满清的女真族是发迹于中华帝国东北的游牧民族，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猎人和骑手、射手的气质。康熙帝在骏马背上的风采，他一生中猎获的猛虎和奇兽，白晋都已介绍给了欧洲人。善猎善骑的女贞族性格热烈直率，从皇帝到皇子大都如此。
康熙55岁那年，在巡视塞外返京途中，他把众人召到行宫前，令皇太子跪在地下。之后发生的事让那天所有在场的人永世难忘：康熙帝流泪历数太子的罪状，之后扑倒在地，痛哭不起，命人将太子拘执。皇子们围上前去，叩首流涕。（《大清圣祖实录》）
之后，在二废二立太子之后，不管人们怎么叩求，康熙不再立皇太子。满清帝国大位的继承人成为所有人的心头忧。晚年的康熙帝形销骨立，和他传遍欧洲、盛年时两颊丰盈的画像判若两人。
康熙帝的驾崩
1722年，康熙帝在南苑围场打猎时略染风寒，折道返回京城，在畅春园的清溪书屋静养。关于康熙突如其来的驾崩，当时住在离畅春园不远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以及同时代的刘奭留下了这些记录。
“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的原因，我登上住所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朝四面八方狂奔，相互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
“第二天，我…原想去宫里向康熙皇帝之死表示悼念，却始终没有获得允许。”——马国贤神父《京廷十有三年记》
“上驾崩后，内侍扶御銮舆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刘奭《永宪录》
康熙驾崩后六天中，京师九门紧闭。当时的九门提督隆科多兼任步兵统领，京师戒严，即使是皇子皇亲，没有奉旨不得进入。当大丧正在进行之中，康熙帝的第四子胤禛宣读了大行皇帝的遗诏，宣布由他继承皇位。就这样，雍正登上了大位。
围绕着康熙迷雾重重的驾崩有许多费解的事，然而由于正史中许多真相被湮没，今天我们很难还原那关键的历史场景。从康熙驾崩那一天起，民间及史学家投注了许多心力去解这团迷雾，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提出新的证据和论点，讨论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专业。
新帝的风格
关于新登基的雍正，欧洲传教士们留下了一些记载。在他们的记载中，这位新帝展现出和康熙帝迥异的风貌。
“皇帝说：‘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它们的信徒中间总会有坏人，这些人违犯教义和教规。对于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但处置他们并不等于压制他们信的宗教。我为了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杀了成千上万的喇嘛，毁掉了多少喇嘛庙呀！’
“为了表明他的这些论断的正确，皇帝两三次放声大笑。他说话时口若悬河，充满自信，我们这些教士既没有机会回答，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谁要是用不妥当的答话来打断皇帝的讲话，这本身就是有危险的。在召见前太监们就曾几次提醒我们，在皇上面前讲话要小心。
“当我们走出了皇宫的外宫门、太监们又把我们叫回去，让我们拿皇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哈密瓜。我们跪着受了礼，又在太监面前磕了三个头谢恩，每人拿着自己的哈密瓜出宫。”——严嘉乐神父致兹维克尔的信，北京，1725
史料中，雍正二年三月初九日载：“此役，岳钟琪以数千军奔袭敌穴，斩杀数万，俘获亦数万。”与耶稣会士严嘉乐在这里记载的相吻合。
在还没登基之前，胤禛潜心修禅多年，并且服食道士金丹。然而对于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他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这一点从他和欧洲传教士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而对于这位新帝与其父迥然有别的风格，传教士们也仿佛有什么预感似的，深感不安。
禁教与锁国
围绕着中国信徒能否祭祖的中国礼仪之争一直没有平息。1707年，罗马教廷派遣的特使铎罗在江宁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耶稣会士为康熙大帝翻译出这道禁令之后，康熙帝冲冠一怒，颁布天主教禁令，并说：“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然而在康熙朝，天主教禁令并没有严格实施，凡是在华传教士在京城领了票，表明允许教徒履行中国礼仪的，依然可以在中国留下来传教。
雍正即位后，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雍正元年底，1724年1月颁布禁教令：“所有西洋人除在京效力者，一律遣往澳门。”在外国传教士哀切的祈求下，雍正同意在澳门之外，另辟广州为在华传教士的遣送地。同时，全国多座教堂被毁坏，改为天后庙、武庙、谷仓，满人、汉人或被严刑逼迫，或被拘禁，被迫放弃信教。不愿离开中国的传教士潜入内陆各省，艰苦而危险地继续地下传教的工作。从此，掀起了一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宗教迫害。
“从北京一封接一封信传来，告知刚刚掀起的对信仰基督教的人的迫害。北京来信说在所有的旗营里正在极严格地搜查入基督教的满汉官兵，用严刑拷打逼他们放弃信仰，同样的命令不久也将传达到富尔丹。”——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1736年，北京
“我每天晚上去安陆，天不亮就回到船上。路上或街上都空荡荡的，我没有发现有人注意到我，但是看到我们多年用作祟拜耶稣的神圣教堂，如今被异教徒们占据了，挪作他用，往往又是做偶像崇拜用，我心里深深地痛苦不已。
“几乎同时，我从各方面得到消息，在南昌山、谷城、光化等县也做了类似的搜查。从衙门官员那里得知，是皇帝下旨搜查的，皇帝得知好些传教士不再在广州露面，他们进入了其他省份，藏在基督徒家里，那些官员并不攻击基督教，但是要给他们钱，基督徒们凑了一笔钱给他们。”——顾铎泽神父致某神父的信，1730年
许多学者同意，与海禁、闭关相比，禁教是真正意义上的锁国。雍正禁教之后，在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信中，中国的形象丕变。随着这些传教士被驱逐，东西方之间那一座耗费了几代人的心血、一砖一石搭起来的文化桥梁从中间断裂。此后，满清帝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蜕变中的满清帝国
在他生前，康熙帝展现了亲民而磊落的君主典范。他南巡六次、西巡五次、北巡则更是频繁，骏马背上的身影遍及国土。南巡时，御船泊在水上，皇帝在灯下读书一直到午夜。即使骑马或舟车劳累一整天，康熙帝都会挤出睡眠的时间批阅奏折，从不留到第二天。
出巡时，康熙帝亲和地让百姓贴近自己。关于这一点，随行的耶稣会士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他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于臣民们赤诚的感情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南怀仁《鞑靼旅行记》
“在皇帝用餐时，他发现有几个农民的孩子在远处瞧着他，于是他命人把小孩带到近处，给他们吃馒头、肉和糕点。孩子们跑回家去，很快又回来了，每个孩子都带着一个篮子，皇帝便命人用他桌上的食物装满孩子们的篮子。”——《张诚日记》
雍正的治国风格完全不同。他不爱骑马打猎，在位十三年中除了谒东陵，不曾出巡，却把自己关在宫中，细心批阅了数目惊人的奏折，留下数十万言的硃批。仔细阅读这些硃批，可以一探雍正的心事和性格。此外，雍正打贪官出的招数猛烈，效率奇高。与宽仁的康熙帝相比，满清的吏治之风顿时一变。
在清帝国，雍正烙下了与其父有着天壤之别的烙印。比起康乾两朝，雍正一朝的文字狱规模更大、牵连更广。此外，雍正设立了七年的观风整俗史，并编写奇书《大义觉迷录》，勒令全国郡县学官人手一册，全国人人学习，还让控诉皇帝十大罪状的曾静巡回全国宣讲，忏悔改过。在今天看来，这一“反面教材”的推行和日后新中国的文革整风的确有那么一丝雷同之处。
朝鲜史料中记载：“清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国史料中的中国史料》）同时，在整个雍正王朝，胤禛的许多兄弟下场十分悲惨，这也是人们在讨论雍正时难以回避的史实。
关于雍正的治国风格，著名史家钱穆论道：“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学家史景迁也讨论过雍正监视着帝国子民的动向，曾在硃批中要求官员查明夜行船只的目的地和满族士兵的行踪。
在这深入私人领域的高压统治下，汲汲于吸取西学、慷慨大度、与西方传教士以礼相待的中华帝国逐渐蜕变。中晚期满清内闭的性格日渐打造成形，并催生了犬儒风格的乾嘉考据之风。
1735年，胤禛神秘骤亡，留下另一个历史上解不开的谜。康熙帝生前十分喜爱的孙子：乾隆登基。乾隆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被雍正囚禁的皇族臣子。在被囚多年的康熙之子中，最受瞩目的是乾隆的十四皇叔，也就是当年平西藏后凯旋返京时十分风光的抚远大将军胤禵。
对很多人来说，胤禵被释放的那一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传说康熙的第十四子关在那里，现在无人再提起他了，好多人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打开了重重大门才找到囚犯，他根本不知道他四兄（雍正）已死，他的侄子已经登基即位，因为围墙太厚了，无论外边发生的事情，还是外边议论的事情，他什么都听不见。
“尊敬的神父，您可以想像这位被禁闭了十二年的亲王一旦被从可怕的黑暗中拉了出来是多么惊讶，多么快乐。过路人看到那队人马走进牢里都停下来观看。人们马上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每个人都想看看遭难亲王被释放的情景。消息马上传到北京，十四亲王府离这队人马进入的城门比较近，老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跑去迎候，为了表示他们的快乐，他们都跪着迎接他，手里拿着香向他磕头。”——巴多明神父致杜赫德神父的信，1736年，北京
雍正元年起，满清的大门朝世界关上。自信大度、把古文明的硕果传向欧罗巴的中华帝国不再。神州大地笼罩在一片迷雾中。
在接下来的近三百年间，欧洲人痴迷向往的东方古文明经历了一场剜心透骨的蜕变。与此平行，在地球的另一端，欧罗巴刮起了一场把全人类卷入的“狂飙”。@＃
（转自希望之声）原文网址為：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1/16/n4618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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