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太阳王世纪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她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经历了文艺复兴以人为主的人本主义、欧洲脱离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的素朴生命观，为十八世纪朝向启蒙主义理性及科学的转向做了铺垫。
在《地球那端的稀客》中，我们提到了欧洲时代变化的大背景。到了路易十四时代后期，欧洲启蒙运动的健将已各自锻炼好了八百般的武艺，为推动历史下一步的转轮而一一就位。在法兰西学院、在路易十四精心建造的巴黎，还有在欧洲新兴王国普鲁士、瑞典、英格兰、俄罗斯的王室、科学院之内，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各自抱着他们来路各异的思路和相互扞格的使命，默默埋头工作。一场巨大的时代变革正在悄悄酝酿。
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注入一种神奇的物理作用的，是耶稣会士们从地球另一端传递回来的古文明。在早期启蒙运动身上，遥远古中国的文明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初接触中国哲学及文化，欧洲学者经受了一场文化震撼。这东方的思维风格和希腊古典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辨性哲学有着天壤之别。从哲学、政治、考试制度到农业，中国带给欧洲全新的灵感。
面对与自己大异其趣的东方文明，在欧洲这块土地上，一场充满了戏剧张力的角力开始了。怀抱着欧罗巴优异种族的骄慢，对那遥远的古文明，有人持以轻视或怀疑的态度，或是曲解，或是出于欧洲中心论而排拒。下面著名的事件能够说明中国哲学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界掀起的波澜。1712年，沃尔夫在豪尔大学演讲，吸引了上千名听众。他赞美中国的自然神学及孔子的教导，并大胆地提出了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并不冲突。他的言论被攻击为无神论，并被解除职位，逐出了大学。
无论中国思想在欧洲如何被误解或误用（包括沃尔夫在本质上的误解），有一件事不容否认：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可置疑地放在了欧洲人的眼前。在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海之女神号”抵达路易港之后的十年中，欧洲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即使是对于卢梭、狄德罗这些反传统的犀利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也是必读的典册。
十八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所有的思潮都汇聚在一起了。从哪一个方面看，这都是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强调：是在抵达了顶点的科学革命、东亚殖民贸易、牛顿的力学、笛卡尔的二元论、洛克的经验主义、太阳王的绝对君主制和初萌芽的启蒙运动相互激荡倾轧之时，中华帝国古文明现身在欧洲，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在这些欧洲思想家中间，有两位对中国哲学生出来浓烈的兴趣，并投注了极大的精力去理解这古国文明。这两位思想家我们已不陌生。一位是因写《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而扬名，抨击既有制度的伏尔泰；一位是哲学数学家莱布尼兹，那位顶一头黑色的大假发，一生中给各国人士写了上万封信，充满了奇想的德意志外交官。对于来自于远古的东方文化，出于他们各自的原因和目的，这两位欧洲知识分子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大力推介下，中国哲学及制度进入了欧罗巴的文化核心。
孔门弟子伏尔泰
伏尔泰攻击天主教不遗余力，并在年轻时由于写诗嘲讽法国王室而被关入巴士底狱。然而当这位启蒙运动的先锋遇见了孔子，奇妙的化学变化发生了。
“这或许是西方人的耻辱，出于什么样的不幸，我们要到远东去找寻一位简朴的贤哲。⋯⋯这位贤哲就是孔子，他是古代立法者中唯一从不欺骗别人的。” （《哲学辞典》）
1763年，伏尔泰做了一个异梦。梦中他置身天堂，目睹了一场大审判。这场审判的法官是缔造人类历史的伟人。在这些法官里，孔子立在梭伦、苏格拉底等人的最前方。对于寻找在天主教之外另一典范的伏尔泰，孔丘带来了无穷的可能。
“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幸福、最体面的时代，就是人们都遵循他的教导的时代。”
在中国延绵五千年的政治中，伏尔泰看到了一种开明的君主制，以及其理性、注重礼仪的文明风范。对于中国的文官他大为赞赏， 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自然神学是解开欧洲心结的一把钥匙。中国独特的道德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而中国文官所展现的“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桀骜不驯的伏尔泰成了孔子在欧洲的第一弟子。他在家中长年悬挂一幅孔子的画像，并盛赞中国敬天敬地的自然神学。
“当其它民族还在崇拜偶像时，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
在《对话：中国答疑》（Dialogue：Chinese Catechism）中，伏尔泰想像一名孔门弟子和一位名叫芤的王子的对话。在这两人关于天的对话中，伏尔泰阐述了自己的理念。这种随性的创意正是当时欧洲盛行的中国风的做法。
在伏尔泰依据元杂剧《赵氏孤儿》而改写的《中国孤儿》中，文学中的“中国风”达到了顶峰。《赵氏孤儿》是第一部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戏剧，由我们所熟悉的、乘坐海之女神号抵达中国的马若瑟神父所翻译。依据伏尔泰自己的说法，为了反击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中国缺乏道德力量的诋毁，他伏案写下了《中国孤儿》，并特意把剧中的背景从春秋时期换成赋予戏剧张力的成吉思汗铁骑入侵中原的时代。据伏尔泰的题词，这是“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成的五幕剧”。剧中，女主人翁伊达梅的坚贞无私展现了儒家的道德感化力。无论剧中的中国显得多么陌生，这是欧洲第一孔门弟子为中国人的道德操守做出答辩而作的剧本。
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波茨坦王宫，伏尔泰曾待了三年，在“莫愁宫”图书馆中丰富的东方藏书中倘徉。在这期间，伏尔泰建议腓特烈二世在御花园中盖一栋中国式建筑。这就是一直屹立到今天，饰以金色蓝色饰物、有如童话中搬出来的中国茶屋。正是在这莫愁宫中，伏尔泰写出了轰动法国的《中国孤儿》。
1755年，《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演。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人们穿上华贵的盛装，乘坐轻便的马车来到了剧院，剧院前的广场上挤满了马车。马儿仰着颈子嘶鸣，空气中弥漫着马儿浓烈的体味和汗味，暮色中人声鼎沸，有一种在巴黎少见的兴奋。当时一位剧评家这么说：“全国都来了，上演这出悲剧是一件国家大事。”
这时距离凡尔赛宫举行《中国皇帝》跨世纪的盛宴刚好半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伏尔泰被关入巴士底狱又放出来，在英伦、普鲁士游学了一圈，吸收了英国的牛顿主义、洛克的经验论之后回到了太阳王不在已久的巴黎。同时，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典籍在巴黎大量印行，传遍了欧洲。
汉诺威的中国人
“天穹是我的祖国，所有正直的人是我的同胞。”（I hold Heaven for my fatherland and all right-thinking men for my compatriots.）
莱布尼兹可说是17世纪末的中国通。对那遥远的文明，他是最公正，也是最热心的宣传者。他曾开玩笑说应该在他的门上贴一张纸，上头写着：“中国知识部门”。
和当时欧洲的许多人一样，对于莱布尼兹来说：“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生活方式、艺术与手工艺，甚至其游戏也与我们格格不入，就像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一般。”然而和他的同侪不同的是，莱布尼兹绝不要求中国人成为欧洲人。相反的，以一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他努力去理解中国文明。从哲学到养蚕取丝，中国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心怀宇宙的全才（universal man）。他深信对于当时正在寻找文明道路的欧洲，古老的东方古国提供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典范。“毫无疑问，中国人掌握的许多自然奥妙和工艺技术，我们还从未探索过。”
“我认为这在当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我们欧洲，（西方的交流）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如果有机会，我会很乐意地为它做出贡献。因为我们能够几乎像注射一样把我们的知识在一瞬间传授给他们，我们一样能够从他们那里一下子认识一个崭新的世界。若不通过这种交流，我们不知道要用多少世纪才能掌握这些知识。”
莱布尼兹很早就看出来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当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我们的相遇和交流意义重大，它会孕育出千万美好成果、无数发明创造。”莱布尼兹所做的许多努力正是为了让这东西文明的交汇结出丰盛的果实。
1697年，莱布尼玆把传教士的通信编辑成《中国近事》，并亲自给这本书下上这个附标题——“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书中，举凡中国的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物理都囊括在其中。序言中他写道：“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 就像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读到《中国近事》后，白晋特地写信给莱布尼兹，并把《康熙帝传》寄赠给他。在与白晋的通信中，莱布尼兹惊喜地看到了邵雍的六十四卦次序和方位图像，发现道家的两极说和他发明的二进制不谋而合。欣喜之余，他写信给康熙大帝，要求加入中国籍。另外，在彼得堡，他曾建议彼得大帝送一台自己制作的演算机复制品给康熙帝，并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
像是开启了一个百宝箱，在莱布尼兹这儿，中国激发了他无限的想像力。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奇想之一是他写信给太阳王，建议以汉文这稀有的象形文字为基础，创造一种世界语言，在全世界通行。 他甚至宣称，这将成为新的启蒙运动学者的语言。
在莱布尼兹深厚的哲学体系中融入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莱布尼兹对中国的热情延续终生。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还在进行关于中国人宗教思想的手稿——《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航向中国
“中国，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那法瑞Domingo Navarrete《那法瑞修士游记》）
悠久的古国文明成了欧罗巴反思的参照。中国平等的教育制度影响了英国的教育改革，中华帝国五千年平和稳定的政体也使长年征战的欧洲反省自身的政治体制和难以解决的宗教纷争。对于中国的考试制度，欧洲人也大为赞叹，认为是选贤和善用人才最好的制度，可以供贵族制度十分严谨的欧洲参照。17世纪末，欧洲农业陷入困境。在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推动下，中国重农主义影响了法国。
在千年来儒家的经世治国中，欧洲学者看到了完美的模型，甚而提议在欧洲“移植入中国的精神。”对于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中华帝国奠基在最高的伦理原则之上。对他们来说，利玛窦所批评的中国人缺乏尚武的精神不是懦弱，却是一种美德。十九世纪初，在英国的布莱登宴会厅，中国文官穿官服、百姓生活的巨型彩色图像高挂在四壁，成为人类的典范。直到今天，这些巨幅画像依然悬挂在吊灯高悬、富丽堂皇的宴会厅中。
大量出版中国典籍文献的巴黎成为汉学之都。1814年，法兰西科学院创设汉学讲座，中国研究正式进入西方学术界。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的《道德经》打开了欧洲讲究逻辑和推理的脑壳，影响了欧洲的现代人文学科。
到这里，一个世纪前太阳王使者出发去中国的使命可以说是美妙地完成了。正如莱布尼兹所期盼的，东西两大文明之光的交汇开创了炫目的辉煌。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戏台上，狂涛随时准备着吞噬最丰盈的果实，把人一切的努力毁坏。@#
（转自大纪元）原文网址為：https://www.epochtimes.com/gb/16/1/9/n46123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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