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正是清朝末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清要完（药丸）”的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想和这个拥有3亿左右人口的大国交往。但是清朝觉得不想和哪些不懂下跪礼仪的野蛮民族交往。

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大家才知道，和大清朝有往来的至少有八个大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只要是有船能到达中国，都有人来到中国。无论是办公事的，还是办私事的，你来我往。

东北，是满族人的老家，清朝入关后，顺治皇帝告诉满族人，要守住老家。毕竟满族人是外族人统治汉族，要给子孙留后路，万一有什么意外，可以退守东北。

于是在清朝，东北被视为“龙兴之地”，顺治开始，分段修千余公里东北柳条长城，也就是柳条篱笆墙：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到吉林市北曰“新边”。就把东北这块地方用柳条篱笆圈起来了。

康乾盛世天下太平安稳，人口迅速增长到3亿左右。而赶上王朝末世战乱饥荒，天灾人祸不断，东北这块人烟稀少的“龙兴之地”被很多人看中，于是就有了“闯关东”，大批的山西、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各省饥民向土地肥沃、人烟稀少的东北逃难。一时间这东北就聚集了诸多省份的移民。

这个时候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两家都看好了东北这块大肥肉，日本和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东北建起了中东铁路。这铁路的中心就在哈尔滨。

这一年，1910年的秋天，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爆发了鼠疫。10月份，一家工厂几个华工感染鼠疫死了，工厂老板遣散了剩下的工人，其中有两个华工就回了老家。海归传瘟疫的故事正式开始了。

1910年11月到了年底格外的冷，哈尔滨道外傅家甸这个地方，做买卖的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魁升员大车店”客栈住进了两个冻的哆哆嗦嗦面色惨白的外乡人。没有人在意这两个外乡人，结果第二天两个人就死了，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点。病死人这种事情大家也都见过，没有在意，外乡人无亲无故，抬到郊外乱葬岗扔了。没想到过了两天，同一房间住的客人发高烧，咳血，很快就死了，皮肤也出现紫红色斑点。还没等到客栈老板抱怨自己晦气、摊上这种事情，客栈老板一家人也开始出现高烧咯血症状，全家人都死了。这下邻居们坐不住了，觉得这客栈是个凶宅。

当时的人们不知道，在10月25日海拉尔市已经出现了相同的案例，归国矿工死亡，继而，整座客栈出现相同症状。地方官将疫情上报北京。由于疫情传播速度惊人，俄国和日本竟以此作筹码，要挟清政府。

俄日两国早已对东北三省虎视眈眈，以防疫为借口，派兵进驻东北，准备抢夺东北控制权。

疫情和外交告急，虽然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气数已尽，但大清王朝依然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尊严，担当自己的责任。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身为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启用这位真正的海归，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颇有外交经验的的施肇基担任防疫大臣。

施肇基推荐31岁的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相当于副校长的伍连德主持抗疫工作。

伍连德这副校长可有真功夫，他出生在马来西亚，在英国剑桥大学专攻热带传染病和细菌学的研究。

但是伍连德出发前，向施肇基提出要求，如此大型的传染病前所未有，总会有许多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所以伍连德希望施肇基能给与他全权指挥的权力。施肇基承诺将向上级请示。

等待伍连德赶到哈尔滨的时候，已经是1910年的圣诞节前夕。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已经在东北传播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感染。

伍连德发现，病患与死者身上出现的发烧、咳血、浑身长满红黑色斑点，与鼠疫的症状相同。

但是鼠疫是跳蚤咬了病老鼠，再去咬人这种方式传播的；冰天雪地的东北，跳蚤很难大面积活动，为什么鼠疫会传播这么快呢？

伍连德做了一个大胆的估计，这次鼠疫的传播，可能不是跳蚤带的病菌，而是空气传播。

这种估计在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笑话：根本不可能，鼠疫就是靠跳蚤传播病菌的。一位日本医生就是这样想的，觉得伍连德的说辞一派胡言。于是这位日本医生没有做任何防护为病人进行诊治，没想到很快自己就染病身亡了。

一座天主教堂有250人病死；一家瓷器店全家8人全部染疫身亡；有的全家14口人，只有祖孙2人幸存：如此惨烈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根本找不到有效医治的药物。

为了查出病因，伍连德与助手秘密解剖疫毙者尸体。因当时的民俗不允许损伤尸体，他们只得顶着压力从染疫身亡的日籍女子身上，取血取组织进行化验。通过高倍显微镜，发现了鼠疫杆菌，证实疫病元凶为鼠疫；并且发现这次鼠疫为传播力极强的“肺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从疫情被发现，到现在2个月，不知疫病原因的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疫情沿着东清铁路与南满铁路主要交通动脉传播，闯关东回家过年的人，把瘟疫带到各个省市。而回国的外籍人士，更会将瘟疫带向世界各地，空气传播的途径，将会演变成极为凶猛、摧毁世界的大瘟疫。

根据伍连德自述，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候，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只有七万人口的哈尔滨，就死去了六千人。

东北疫情，经西方媒体报导后，举世震惊，迅速登上国际报刊头条。有的西方媒体称黑死病是“比军队更恐怖的敌人”。在中国的外国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门，见到中国人就害怕。于是在伍连德的奏请下，东北开始停止捕杀老鼠，完全按照伍连德想法进行安排。在防疫大臣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成为东三省及山东防疫工作的总司令。整个防疫工作还获得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大力支持。

首先：切断鼠疫传播途径及交通

当时哈尔滨的铁路运输可谓是四通八达，无论是铁路陆路交通全部停止。对成百上千的病患和疑似患者，进行大型隔离。伍连德与驻扎哈尔滨的外国领事馆商讨防疫合作。经过逐一拜访，俄国铁路局调集100节空火车车厢，停靠在铁轨上，用以协助集中隔离病人。

第二：佩戴伍氏口罩

当时，俄罗斯防疫站的医护人员对防疫措施不甚了解，也不相信伍连德，没有戴上口罩，结果医院的职员染疫身亡。在哈尔滨的法国医生梅斯耐（G.E. Mesny）也不幸染病，仅仅四天就去世了。于是伍连德发明了口罩，纱布中间夹一层药棉花。这就是我们今天医用口罩的最早雏形。医护人员用这种纱布和棉绒做成的口罩遮挡口鼻，作为基本的预防措施。

由于黑死病对肺部的破坏实在太快，让人防不胜防。戴口罩相对来说，能最有效的隔离空气中的细菌，不仅防疫人员戴口罩，邮差、警察、百姓等都戴起口罩。后来这种口罩也称为伍氏口罩。

第三：调集军队，交通要道设卡

为了避免瘟疫越过山海关，扩散到中原，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调动地方军队，在山海关设立检疫站。出关的人一律要隔离七天，军令如山，没有网开一面，就连当朝皇帝溥仪的老师郑孝胥经过山海关，也严格按照要求隔离七天后，才返回京师复命。地方当局还动员了中西医师、军队、警察等所有资源控制人口流动。凡是患有鼠疫的病人，他们的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为控制疫情，整个傅家甸还被分成四个区，每区设有消毒站、消毒车和医务人员及警察。并有1100多名士兵把守外围。每天派出四至六组巡察队巡视各家各户。一旦发现鼠疫病患和疑似病例，紧急送往医院与隔离所，同时对他们的住所进行消毒。

这一番大动干戈的折腾，三个月过去了，但是疫情虽然有所缓和，但是还在迅速绵延，每天依旧有几十上百的死亡名单上报。

伍连德心急如焚，难道隔离不对？他冥思苦想了整整一夜，

早晨一出门，看见街上有人踏着昨晚死去的人的尸体，连棺材都没有，只是被一块草席卷着。

伍连德恍然大悟！城外乱葬岗！

伍连德赶到城外乱葬岗的时候，触目惊心，寒冬时节的哈尔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土地冻的如同坚冰，根本无法挖出可以埋葬尸体的墓穴。乱葬岗时不时就有人来扔尸体，有的装在棺材里，有的卷着草席，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坐着的，躺着的，佝偻着捂着自己的胸口的，满脸血污的，紫黑色的四肢散布在荒野中，横七竖八有一公里的范围都是尸体，惨不忍睹。

但若不处理这些尸体，野狼野狗撕咬，病毒依旧会传播。而转过年一开春，冰雪土地会融化，堆积如山的尸体也会因为天气变暖而腐烂，那时更是不堪设想。

伍连德上报清廷，强烈要求迅速将尸体集体火化。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火化这种事情。

没想到被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昏庸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火化要求。

1911年1月31日，正月初二，伴着新年的爆竹声，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体火葬，将二千副棺材集体焚毁。

此后，传染病的疫情得到控制。1911年3月1日，在哈尔滨傅家甸，收到最后一例鼠疫病例。这场惨烈的黑死病夺走了六万人的生命，耗费白银一千万两，导致经济损失达一亿元。

伍连德受到了隆裕太后的嘉奖。一个月后的4月3日至4月28日，11个国家的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也就是沈阳召开，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博士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中外专家建议清朝政府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止瘟疫重来。

转过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276年国祚的大清，伴随着这场瘟疫，一起结束了。

时隔一百多年，当时的防疫和抗疫记录，至今还珍藏在辽宁省档案馆。在这些档案中包括各地抗疫例行会议记录，各地拨款数额，以及清政府主办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大会。

在伍连德的带领下，肆虐东北，极有可能扩散全球的黑死病，不到四个月就被扑灭了，为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挽回不少颜面。但是也耗费了大清朝最后一些家底。

当时黑死病发生后，地方当局公开疫病实情，各级官员没有隐瞒，而是大力协助防疫。加强隔离与消毒，各部署人员采用防范措施，佩戴口罩，加强消毒，并火化疫毙者尸体等等。一切资讯公开，在公众的支持和协助下，伍连德有效地阻止了黑死病。

一百年过后，今天的东北沈阳，哈尔滨再次陷入了被瘟疫包围的恐惧之中，还有没有一百年前大清末年那样的官员来力挽狂澜拯救百姓呢？

（转自希望之声）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46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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