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苏轼是北宋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博学多才。在诗、词、散文、绘画、书法乃至医学、水利、服饰、烹饪、养生学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
他是中国史上少有的文艺全才，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为“宋四家”，并被尊为四家之首；其文章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代表了北宋的最高成就。其花鸟画开中国文人画先河。后人称苏轼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历史上关于苏词的主要风格说法不一。笔者认为，苏轼作品的主要风格是旷达。
苏轼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却始终生性乐观坚强，对人生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坚持自己的人生品格，与儒释道思想自然地溶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
一、历经磨难 人生坎坷 处变不惊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书香门第。其祖父苏序好读书，善做诗，其伯父、父亲都是饱学之士。苏洵曾教导二子读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洵还说：“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
苏轼母亲程夫人对二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常以古人名节励志。苏轼10岁时，母亲给他讲《后汉书 ‧ 范滂传》，苏轼听后激动不已，欲效东汉反对宦官专权误国、“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名士范滂为直道殉节，并问：“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回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轼深受感动，“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信仰的影响，以至少年时便怀有“致君尧舜”的抱负。
苏轼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除学习三坟、五典等古代典籍外，还学习佛道两家的书籍。苏轼对史书有着浓厚的兴趣，“独好观前世盛衰之际”，渊博的历史知识必然对苏轼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历史的了解使苏轼深谙官场上的倾轧与黑暗，苏轼的遁世思想也由此产生。所以，后来在仕途不济时，苏轼自请外放，在屡遭贬谪之时，仍然能坦然面对。
在仕途上，苏轼与新旧两派的不合，使他屡屡受挫，一生坎坷。苏轼22岁赴京城应举，在《沁园春 ‧ 孤馆灯青》中抒发理想抱负：“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后来，在王安石新党当政时，苏轼因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民众的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结果，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持续了约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做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经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于是，苏轼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也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在家庭、婚姻上，他也饱受生离死别之痛。二十二岁丧母，二十七岁丧妻，二十八岁丧父，五十多岁再次丧妻，特别是情投意合的爱妻王弗的早逝，对他的打击最大，他写给爱妻王弗的《江城子 ‧ 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可谓“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感人至深。
家庭教育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使苏轼立志“有益于世”；渊博的史识和老庄思想的影响又为他“薄富贵，轻死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令他对仕途、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体悟，这些都使得苏轼在人生的顺逆中都能从容自若，处变不惊。博学的才华和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成就了苏轼诗词广博的内容体裁和新奇的立意，以及“吞五湖三江”的气概。
二、外儒内道 超然洒脱 出世达观
苏轼年少时便接触儒释道思想，并把这种思想与自己对人生的感悟相互融合，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了“苏轼式”的人生观。苏轼身上体现着儒家的坚毅、老庄的超然和禅宗的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态度。“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使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短暂和命运的变幻。他感叹道“人生如梦”（《念奴娇 ‧ 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 ‧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西江月》）在苏轼看来，不仅将来看现在过去之事是梦，现存的一切也都是梦。苏轼虽然深感人生如梦，但并未否定人生，他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体现了苏轼对人生世事的彻悟。
儒、道、佛思想的影响，使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即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既能关注朝政民生，保持独立的见解，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混交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体现一种超然物外的处事态度，笑对人生苦难的胸襟和逆境中前行的从容。“外儒内道”的人生哲学，不仅表现在苏轼在各种环境中的不计个人得失、不惧不馁、不悲不喜的处事态度，也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下面以苏轼的一首名作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
此首《定风波》所写，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表面写自然界的风雨，实际上暗喻了人生仕途上的风雨。词人的自我形象是泰然自若的，面对“风雨”，一路吟啸，但其深层蕴含，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处变不惊，坦然行世。
别人在一片穿林打叶的阵雨中，个个狼狈而逃，但对于苏轼这样一个“一蓑风雨任平生”的人来讲，却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此词所写，实际就是词人坦荡达观的人生态度。对此，郑文焯就评曰：“此足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这首词作于贬谪黄州时期，词中所表现的超然，乃是基于对人生苦难的彻悟，因而达到了对现实人生的某种超越。这正是他领悟了庄子哲学的结果。庄子处世哲学的核心是“顺其自然”，他认为人生应做到与“自然”同一，对生死、荣辱不必计较。即“寿而不悦，夭而不悲；通达不以为荣，穷困不以为丑”（《天地》）。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苏轼的思想渗透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并将它融入词，表现了不喜不悲的态度和随缘自适的思想。
三、词作旷达 乐观率真 超凡人圣
苏轼生性乐观，胸襟豁达，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外物得失所累的旷达个性。苏轼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表现出乐观率真的秉性。苏轼被贬谪黄州时，曾这样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被贬岭南，随时有性命之忧，他却坦然地“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远贬儋州途中，还安慰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谪海南作示子由》）；当在荒僻的海南待了整整三年，受命内迁廉州时，他欣然赋诗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定风波》）。正如吴梅所言：“公天性豁达襟抱开朗，虽境遇谆谵，而处处坦然。即去国离乡，初无羁客迁人之感，为胸怀坦荡，赐以超凡人圣。”
苏轼乐天的性格在他的诗中几乎处处流露，又如“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他认为人生就像是旅行，只要“尘心消尽道心平”，哪里都能通行，“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临江仙》）每到一地，他都会很快融入到当地风土人情人中，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安土忘怀，忘掉一己的功名利禄，利弊得失，保持心境的安然淡然，无论青山秀水的江南，还是荒漠戈壁的塞北，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畅通无阻。
苏轼一生都在激烈的权斗中度过，仕途坎坷，屡遭打击，但他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从未放弃理想和立场。苏轼曾云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性格。
苏轼词风的形成是以上因素的融合。风格即人，一个作家的风格乃是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的体现，是他的思想、个性和人格的表现。苏轼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但这无碍于把苏词的基本艺术风貌概括为“旷达”，因为大体说来，苏词贯穿着清雄高旷的精神，与婉约派迥然不同，也不能简单称之为豪放派。正如叶嘉莹在《唐宋词名家论稿》中所说“总之苏轼之词，虽以超旷为主调，然其超旷之内含并不单纯。其写儿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故当观其入而能出之处；其写旷逸之怀者，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则是高才未免率易之病，因当分别观之。”
因而，儒释道成就苏轼人生的洒脱、词作的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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