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视频节目主持人汉斯·曼克（Hans Mahncke）和杰夫·卡尔森（Jeff Carlson）3月22日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详细列举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等人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从事COVID病毒研究，并掩盖病毒从该实验室泄漏的事实。他们还说，许多信息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但主流媒体却刻意回避，积极传播虚假信息。
曼克和卡尔森的文章翻译如下：
美国能源部最近的一项评估发现，COVID-19病毒很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这一消息已使主流媒体在对大流行病起源的报道上急剧转向。
以前，任何关于实验室起源的信息都被严格避免，但现在大媒体正在报道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就好像过去三年他们对证据的压制从未发生过一样。
有一家媒体从一开始就报导病毒实验室起源的故事，那就是《大纪元时报》。2020年4月，大纪元视频播出了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病毒实验室起源纪录片。《大纪元》在过去三年发表的数十篇调查文章为实验室病毒泄漏的理论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大纪元》还发布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其中有200多个数据点表明病毒起源于实验室。
简而言之，主流媒体声称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新信息根本就不是新的。
在大流行初期就知道病毒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很高，但被主流媒体、科学记者和社交媒体共同压制。这场大规模的虚假信息和压制运动的发起者是安东尼·福奇博士。他在2020年2月上旬组织了一次会议，这是掩盖病毒实验室泄漏证据的开始。主流媒体说，因为新信息的出现，实验室泄漏理论最近才变得更有可能。这种新说辞是错误的。关于实验室起源的信息一直都很容易获得，并且从一开始就表明，实验室泄漏理论是唯一可行的理论。
最明显且一直可得到的证据是，一种极不寻常、具有人工修饰特征的冠状病毒出现在世界一流的冠状病毒实验室——武汉病毒研究所。这种奇特的巧合并没有逃过当时政客或记者的注意，也没有逃过福奇挑选出来协助掩盖真相的一群科学家的注意。
“鉴于（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规模以及第一批人类病例出现在同一地点，我们有大量的间接证据要评估，”其中一位科学家伊恩·利普金 (Ian Lipkin) 博士在2020年2月11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武汉实验室由中共高级官员袁志明领导。众所周知的是，像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的组织由中共把持，福奇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在大流行之前就知道武汉实验室与中共有直接关系。福奇和NIAID也都知道，袁志明既是中共在实验室的代表，也是生物安全的负责人。
2020年2月9日，在全球出现COVID-19后不久，NIAID的加尔维斯顿（Galveston）国家实验室主任詹姆斯·勒杜克（James Le Duc）给袁志明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提醒他说勒杜克怀疑COVID-19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
“如果你的项目有弱点，现在是承认它们的时候了，”他告诉袁志明，并且还向袁志明提出了一系列与疑似实验室泄露有关的探索性问题。虽然勒杜克没有收到回复，但他似乎也没有进一步追究此事。
武汉实验室的另一位主任是石正丽博士，她鲁莽做的冠状病毒实验在疫情爆发时众所周知。不仅NIAID知道，任何在互联网上搜索她的许多论文的人也都知道。她对冠状病毒的痴迷始于2003年，也就是最初的SARS爆发后不久。
石正丽从2004年到2019年在武汉实验室的任期给出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该实验室进行的实验越来越危险，生物技术越来越先进。至关重要的是，其中一些生物技术来自美国，福奇直接促成了它向中国的转移。
具体来说，福奇通过授予享有盛誉的NIAID赠款来帮助石正丽，潜在的西方合作者视这些赠款为对她的认可。同样，此信息始终是公开的，并非最近才被发现。
武汉实验室的崛起
2007年，石正丽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修改蝙蝠病毒使其能够攻击人体细胞的论文。2008年，生态健康联盟的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获得了福奇的NIAID的资助，用于收集蝙蝠病毒，目的是检查它们感染人类的潜力。达扎克后来成为石正丽的合作者。
200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建立了PREDICT，这是一个早期大流行预警的项目，后来与武汉病毒实验室合作。2010年，石正丽通过修改SARS病毒来增加对人类的传染性，展示了该实验室不断增强的技术实力。
2011年，福奇资助的一项实验创造了空气传播的H5N1禽流感病毒。此时，功能获得性实验的危险性首次被更广泛的公众意识到。福奇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题为“值得冒流感病毒风险”的专栏文章中，驳斥了公众对此类实验严重风险的强烈批评。他说尽管实验室现在可以制造自然界不存在的危险病毒，但对其了解的好处超过了风险。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实验给民众带来了任何好处：COVID-19大流行并没有避免，也没有提前开发出疫苗。相反，科学家们通过这类实验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并获得资助。
“这项工作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创造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一位科学评论家后来指出。
大约在同一时间，福奇资助的科学家正在修改危险病毒，使它们能在空气中传播，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传播性。另一位武汉科学家、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学家田俊华开始在中国的偏远地区收集蝙蝠，并在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进一步研究。这意味着截至2012年，武汉有两个独立的科学家小组——石正丽小组和田俊华小组——他们完全致力于蝙蝠病毒的收集和修改。
田俊华后来承认，他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预防措施的情况下捕获了大约10,000只蝙蝠，而且他经常被喷上蝙蝠尿液和血液。NIAID在多大程度上与田俊华有牵连还不得而知，尽管从许多合作的论文中得知，与福奇和武汉实验室都有密切联系的英国病毒学家埃迪·霍姆斯（Eddie Holmes）与田俊华直到大流行前都有合作。霍姆斯后来与福奇合作撰写了欺诈性的论文“近端起源”（Proximal Origin），福奇用它来推进他的病毒来自于自然的说辞。
石正丽在2013年取得了重大科学突破，当时她的团队分离出一种可以攻击人类ACE2细胞受体的类SARS冠状病毒。2014年，石正丽取得了另一项突破，并通过达扎克的生态健康联盟获得了NIAID资助。达扎克在2016年和2019年曾吹嘘武汉实验室对SARS病毒进行的领先的修改。
提升国际知名度
享有盛誉的NIAID项目提升了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国际形象，这反过来又打开了与西方研究功能获得的先驱们合作的大门，并提供了获取美国生物技术的机会。因此，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所谓功能获得教父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开始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石正丽合作开展一项于2015年11月发表的研究。
石正丽和巴里克的实验创造了“嵌合突变体和全长”SARS 病毒的“合成构建”。简而言之，他们通过将不同病毒的部分组合在一起制造了人工病毒。
该实验立即引起其他科学家的强烈批评。他们警告说，在武汉病毒所进行的冠状病毒实验可能会导致大流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强烈反对让禽流感病毒通过空气传播，以及亚特兰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生一系列实验室事故之后，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初在全美范围内暂停获得功能的实验。
虽然福奇与武汉实验室合作的项目名为“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未明确说在武汉进行功能获得实验，但到2016年，此类实验在NIAID资助的保护伞下进行着。当一名NIAID项目官员在2016年5月发现该实验室正在进行被禁止的功能获得实验时，资金被暂时停止。然而，几周后，工作又重新开始了。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NIAID在最初暂停后逆转。 达扎克亲自感谢NIAID解除禁令。
随着功能获得研究暂停的结束，石正丽和达扎克继续探索对更加危险的病毒进行实验。由石正丽指导的武汉实验室在2017年发表的论文详细描述了该研究所如何进行实验，在不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下替换部分SARS病毒。
随着石正丽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危险，2017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警告科学界注意武汉病毒研究所新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可能发生实验室泄漏。文章进一步质疑在中国是否有可能保持必要的信息公开，以便能够进行高风险实验。
笔者当时不知道的是，该研究所并没有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进行冠状病毒实验，而是在低级的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了那些有风险的工作。这些信息是在2020年大流行开始后发现的。
确凿证据
然而，真正确凿的证据与2018年发生的事件有关。虽然这些事件在2020年爆发时并不为公众所知，但美国政府却知道，因为它们涉及美国政府，后来在2021年9月由一名举报人提供大量书面证据向公众披露。
该证据表明，2018年，武汉实验室、达扎克的生态健康联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巴里克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目标是将人类特异性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SARS病毒主链。
换句话说，武汉实验室有制造一种极不寻常病毒的蓝图，这种病毒看起来与两年后在武汉出现的极不寻常的COVID-19病毒一模一样。
这个实验室项目曾向美国军方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寻求资助，但由于担心功能获得性实验会产生大流行病毒而被五角大楼的科学家拒绝。虽然申请遭拒绝，但《柳叶刀》COVID委员会主席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透露，在该项目申请资助时，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这在科学资助领域并不罕见，并且与蓝图非常详细的事实相吻合，这表明至少在为项目争取资助的同时已经完成了初步工作。
在石正丽和达扎克试图从DARPA获得资金的同时，他们还制造了一种合成病毒，这种病毒在模拟人体细胞的小鼠身上进行测试时表现出极高的传染性。
他们是用福奇的资助来完成这个研究的。
删除的数据库
次年，石正丽又发表了几篇展示武汉实验室实力的研究论文。但在2019年9月，该研究所突然将其有22,000多个病毒样本的整个数据库下线。
这个样本数据库是帮助科学家追踪新型病毒的来源和传播，但在COVID-19可能开始在全球爆发的时候被下线了。
数据库下线后，武汉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据报道，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在10月份关闭了数周。与此同时，美国驻武汉总领事报告称，该市正遭受异常严重的流感袭击。医院的流量也显着增加。据说病毒学研究所的三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也因类似COVID的疾病住院。
被推测为“零号病人”的研究所研究员黄燕玲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研究所网站她上的个人资料也立即被删除。到2019年11月，“美国情报官员警告说，一种传染病正在席卷中国武汉地区。”
不同的报告将首次确诊的COVID-19感染日期定为2019年的11月17日、12月1日或12月8日。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感染日期都早于所谓的COVID-19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时间，这是福奇资助的科学家后来所声称的。
达扎克似乎并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件，他在2019年12月9日的一次采访中证实，武汉实验室正在试验冠状病毒，其中一些“已进入实验室的人体细胞”。
到12月31日，达扎克改变了基调，他在推特上发布了19条推文，声称武汉的疫情是自然病毒的结果。这个时机值得注意，因为武汉当局直到他发推文的那天才报告问题。中共当局的声明也没有具体说明涉及的病毒，只是说他们已经排除了常见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
达扎克似乎很可能意识到在石正丽的实验室出事了，并且先发制人地将责任推给自然界的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达扎克的帖子是在中国以外的人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的时候写的，更不用说它的起源了。仅仅几周后，即2020年1月27日，达扎克通过电子邮件回复了福奇在NIAID的同事戴维·莫伦斯（David Morens），提供了福奇“何时”就COVID-19“接受采访”的谈话要点。在电子邮件中，达扎克告知莫伦斯，“NIAID 过去 5 年一直通过”对达扎克的赠款资助中国的冠状病毒工作。
福奇知道
福奇原定于第二天，即1月28日参加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新闻发布会。该部门要求福奇在华盛顿时间1月27日晚上8点30分之前提交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谈话要点。
在内部发送给福奇的初步谈话要点中，有一封来自福奇幕僚长格雷格·福尔克斯（Greg Folkers）的电子邮件，其中指出“我们资助的人”包括“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和兰·利普金 (lan Lipkin)”。利普金继续将达扎克当天早些时候与莫伦斯的电子邮件内容告知福奇，说“NIAID在过去5年里资助了达扎克的小组在中国开展冠状病毒工作。”福尔克斯还在达扎克发送给福奇的电子邮件中剪切并粘贴了达扎克发给福尔克斯的电子邮件。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福奇最迟在2020年1月27日就知道NIAID资助了武汉实验室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包括功能获得实验。
然后，在2020年1月31日，与福奇有联系的《科学》杂志的作家乔恩·科恩（Jon Cohen）撰写了一篇文章来推动自然起源的理论，该文章引用了由福奇的NIAID资助的许多科学家。然而，科恩的文章包含有与2015年一篇论文的间接链接，该论文证明福奇领导下的NIAID资助了武汉实验室的功能获得研究。正是这一披露导致了2020年2月1日的秘密电话会议。
尽管福奇后来一再否认他资助过武汉实验室的功能获得实验，但2015年的论文明确指出“这份手稿中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资助”。我们还知道福奇看到了科恩文章中间接链接的2015年论文，因为福奇于2020年2月1日上午将该论文发送给了当时的NIAID首席副主任休·奥金克洛斯（Hugh Auchincloss）。
“我们必须在上午发言。保持手机畅通，”福奇告诉他。
奥金克洛斯是福奇在NIAID的继任者，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做出了回应：“你发给我的（2015的）论文说实验是在获得功能暂停之前进行的，但此后已经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审查和批准。”
秘密电话会议
2020年1月31日傍晚，在《科学》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后，福奇几乎立即开始在NIAID的同事以及全球最大的制药信托机构英国惠康信托基金的负责人杰里米·法勒（Jeremy Farrar）之间分享这篇文章。福奇还将这篇文章转发给了NIAID资助的、来自斯克里普斯研究公司（Scripps Research）的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徒生（Kristian Andersen），并指出它“对当前的讨论很有意义”。
在2020年2月1日匆忙召开的电话会议的序幕中，安德森和福奇讨论了该病毒独特的基因组序列，安德森告诉福奇该病毒看起来是经过工程改造的。这个讨论主题将在第二天的电话会议中进行，一位与会者向其他与会者发送电子邮件说：“我们也需要讨论主干，而不仅仅是插入？”
提到病毒骨架尤为重要，因为如前所述，武汉病毒实验室、达扎克的生态健康联盟和巴里克在2018年合作开展了一个研究项目，目标是将人类特异性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插入SARS病毒骨架。在电话会议期间，至少进行了两次演讲，安德森告诉福奇的团队，他“60%到70%”确定病毒来自实验室。2014年至2020年曾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工作并与之共事的科学家爱德华·霍姆斯（Edward Holmes）告诉电话会议小组，他“80%确定病毒来自实验室”。
宣传自然起源理论的论文
就在安德森和福尔摩斯告诉福奇病毒很可能来自实验室的同一天，他们与电话会议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一起完成了一份研究论文草稿，宣传自然起源的说法。福奇以及其他科学家和媒体利用那篇于2020年2月16日发表的名为“近端起源”的论文来宣传自然起源的说法，同时谴责任何实验室泄漏论都是阴谋论。
通过最近发布的电子邮件，我们得知早期基于研究的理论认为福奇在促使起草欺诈性的近端起源论文方面发挥了作用，这确实是正确的。
福奇电话会议小组的成员后来说，他们有机会更全面地检查证据后，在电话会议后的数周和数月内开始接受和推广自然起源理论。但电话会议小组的4名成员在电话会议的同一天完成了一份用于宣传自然起源理论的论文草稿，这一事实粉碎了该小组的借口。他们意识到COVID的爆发几乎可以肯定起源于福奇的NIAID直接资助的一个实验室——并着手构建一个自然起源理论，以试图掩盖大流行病的起源。
另一个重要数据点反驳了该组织的说法。2月3日，在福奇的电话会议结束两天后，福奇的团队试图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误导白宫。白宫科技政策主任开尔文·德罗格迈尔（Kelvin Droegmeier）曾指示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SEM）“帮助确定2019-nCoV的起源”。NASEM的董事安德鲁·波普（Andrew Pope）组织了一次面对面的会议来讨论白宫的要求。
定于2月3日下午2点举行的NASEM会议，包括福奇的10分钟演讲，还有达扎克和安徒生。尽管NASEM会议是在福奇被告知实验室可能发生泄漏后两天召开的，但这一信息并未透露给NASEM。相反，福奇和他的科学家们积极宣传他们错误的自然起源说法。
与此同时，福奇继续努力塑造“近端起源”论文以符合他想要的说辞。在2月4日福奇、法拉尔（Farrar）和福奇的老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博士之间的电子邮件交流中，柯林斯指出，虽然论文草稿反对病毒改造之说，但连续传代“仍然是一种选择”。福奇似乎也有柯林斯的担忧，他用一句话回应道：“？？ ACE2 转基因小鼠的连续传代。”
连续传代是在实验室中通过反复使病毒通过类人组织（例如模仿人类肺组织的转基因小鼠）来操纵病毒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2月1日的电话会议期间，该论文的至少三位作者曾告知柯林斯和福奇，该病毒可能已在实验室中通过连续传代或通过某些特征的基因插入进行了修改。11天后，即2020年2月16日，“近端起源”在网上发布。该论文积极主张SARS-CoV-2的自然起源。但奇怪的是，已发布的在线版本没有提及福奇最初在2月4日给柯林斯和法拉尔的电子邮件中标记的ACE2转基因小鼠。
“极具破坏性的阴谋”
几个月后的2020年4月16日，柯林斯写信给福奇说，他曾希望“近端起源”能够“解决”病毒的起源争论，但显然没有，因为福克斯新闻的布雷.特拜尔（Bret Baier）报道说，消息来源确信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的。柯林斯问福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否可以做点什么“帮助平息这个极具破坏性的阴谋”，这种阴谋似乎“势头越来越大”。
福奇告诉柯林斯，实验室泄漏理论是一个会及时消失的“闪亮物体”。然而，第二天，福奇在2020年4月17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断然否认了COVID-19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他决定亲自采取直接行动，停止对实验室泄漏的任何调查。
福奇引用了他帮助编辑和塑造的“近端起源”论文来证实他的主张。尽管他亲自参与了这篇论文的写作，但福奇假装独立于该论文，告诉记者说他不记得作者的名字。
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国务院开始了对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一个关于此事的工作组由大卫.亚瑟（David Asher）领导。当亚瑟要求NIH就此事提供专家意见时，他得到了一份“近端起源”的副本，这是福奇和NIH负责人为进一步掩盖起源而撰写的论文。
福奇的干预非常有效，因为主流媒体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兴趣迅速减弱。直到2021年5月，在前《纽约时报》科普作家尼古拉斯.韦德发表了一篇讨论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文章后，它才重新浮出水面。韦德指出，福奇控制着“西方世界可用于病毒研究的很大一部分资金。一位热衷于继续其职业生涯的病毒学家会非常关注”福奇的意愿。
韦德的话并不夸张。福奇和NIH每年控制着科学界320亿美元的拨款，在此过程中控制着无数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在福奇于2020年2月1日召开电话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的NIAID向几位帮助建立和公开支持自然起源理论的科学家提供了5000多万美元纳税人资助的赠款。
除了福奇的掩盖努力（他在2021年6月因信息自由法诉讼而发布了经过大量编辑的电子邮件而广为人知），以及2021年9月一名举报人泄露的2018年DARPA项目外，这里列出的所有事实都是在大流行爆发时为公众所知的。
虽然任何诚实的主流媒体都可以轻松查明并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的不为几乎与福奇的掩盖一样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