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利桑那大媒体（AZbigmedia）四月十日刊登题为“中共强摘器官对美国有何影响”（How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affects the U.S.）的文章。文章说，中共强摘器官的行径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医疗界和患者。如果不了解中共强摘器官的真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面临成为强摘器官共谋的风险。

图：法轮功学员在演示中共活摘器官暴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全球对中共强摘器官的行径越来越愤怒，但中共仍继续强摘政治异见者的器官，同时为当局牟利。
文章说，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将于四月十九日举行专家研讨会，讨论中共强摘器官对美国医疗界和患者的影响。亚利桑那大学生物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系主任兼全球健康计划主任大卫·白伊德（David Beyda）博士将主持研讨会。
白伊德表示，此次活动旨在提高人们对中共强摘器官暴行的认识，并提供一个讨论医学伦理的论坛。
他说：“我们希望让正在考虑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的人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并要知道那些被摘取器官的人的处境。”
白伊德博士说，他们的目标是让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凤凰城的医生和公众对中共强摘器官有所了解。
他鼓励社区人士参加论坛，这样民众可以对中共强摘器官问题做出判断。
犹他州大学医学院肿瘤学主任和助理教授韦尔登·吉尔克里斯（Weldon Gilcrease）博士形容，中共的强摘器官行径是系统性的，“这是在政府层面进行的”，他补充说，美国医生和公众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面临着成为强摘器官共谋的风险。
他说，美国医疗机构对中国外科医生进行移植器官方面的培训，然后这些医生回国并参与不道德的器官采购和移植手术。他说，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前往中国购买“通过群体灭绝行为”获得的器官。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已呼吁联合国和美国国会谴责强摘器官的做法。二零一六年六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343号决议，呼吁终止在中国的强摘器官行径。该决议对“就持续、可信的，在中国发生的系统性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行径，包括从大量法轮功学员、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达关切。”
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美国医学协会的临时会议上，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执行董事托斯滕·特雷（Torsten Trey）博士告诉会员，世界在二战大屠杀期间看到了滥用医疗的做法，“但从未见过系统地强摘器官牟利的群体灭绝罪行。”
哥伦比亚特区医学会向美国医学协会提交了一份决议，以确立全球道德领导力。“美国国会通过了众议院343号决议，呼吁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行径，医学界应该采取措施阻止滥用器官移植的做法。”特雷博士说。
移植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原则是，只能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获得器官。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医生持有的证据表明，中国监狱的医生从“未经同意的被关押者身上摘取器官，而且主要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因让人们了解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强摘器官罪行，获得了二零一六年诺贝尔奖提名。
预计出席研讨会的还包括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美国移植外科医师协会器官移植标准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温斯顿·休伊特（Winston Hewitt Jr.）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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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6日和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再度开庭，听取有关中共大规模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证词。图为部分法庭小组成员：（从左到右）国际法专家保罗斯（Regina Paulose）、法庭主席尼斯爵士（Geoffrey Nice QC）和英国全球人权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维奇（Nicholas Vetch）。（Simon Gross／大纪元）

2019年4月6日和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第二次开庭，听取了有关中共大规模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证词。调查人员、受迫害幸存者、医学界人士、记者等24名证人亲自出庭或者通过视频连线作证。上次开庭取证是在2018年12月8日到10日。

法庭由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QC）主持，他曾经主导过在国际刑事法庭针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法庭小组包括七名来自医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负责进行世界首次针对中国的强制摘取器官行为的法庭独立分析。
2018年12月，这个法庭首次开庭，并且通过了临时裁决草案，认为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大规模”发生。
法庭的法律顾问哈米德‧萨比（Hamid Sabi）表示，法庭邀请了中共政府的代表参加听证，包括卫生部的高层官员和中共驻伦敦使馆的人员，但是对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验血的做法广泛存在

逃离中共迫害的受害者披露，他们在被关押期间被迫接受了验血和其它身体检查。

维族妇女米日古丽‧图尔荪（Mihrigul Tursun）曾经在新疆西北地区的一个“再教育营”里受到酷刑和虐待。她通过视频连线对独立法庭表示，她和其他被关押者都被迫接受了详细的健康检查，包括验血和超声波检查。
她说，2017年4月，她被审讯了三天，期间受到酷刑折磨，然后，有人蒙住她的头、给她戴上手铐和脚镣，将她送到一所医院进行检查。
她说：“我知道他们从我的胳膊上抽血两次，但是我不知道抽走了多少血。”此外，还有人量了她的血压，对她的心脏进行了医疗检查。
然后，她被带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她估计是医院的地下室。在那里，她的头套、手铐和脚镣都被摘掉，衣服也被脱下，还有仪器连接到她的胸部。
房间里的人在她的额头、肩膀、心脏以下及两腿上抹上液体，把她放进一台玻璃仪器里，在那里她被转了几圈，并且被要求从1数到10。
她当时感到非常害怕，担心自己的器官会被摘掉，可能会死去。
图尔荪去年还为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提供过相关证词。美国国务院及其他国际专家估计，中共目前把超过100万的维吾尔族人、哈萨克人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人关押在新疆的多个“再教育营”里。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对独立法庭表示，他们接到了来自曾经被关押的维族人的第一手证据，显示这样的“再教育营”里普遍存在医疗检查，而且还有一些被扣押的人被从牢房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还说，没有被关进“再教育营”的1,100万维族人经历过大规模的身体检查，都被验过血。
中国分析家和调查人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也出庭作证。他说：“可能有15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被验血，而他们的家人根本不被允许见他们。”
他还说，近期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正在把摘取器官的目标转移到了维族人身上，包括在新疆维族人的家里进行DNA检测、在一些地区修建火葬场，以及一个地方机场有为器官移植医院运输器官的专门通道等。

主要器官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2016年，葛特曼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联合出版了一份有关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深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共官方提供的器官移植数量与医院实际进行的手术数量不符。
报告分析了中国712所医院公布的肝移植和肾移植手术的数据，结果显示，每年这些医院进行的移植手术数量在6万至10万，远高出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1万到2万）。
报告认为，这两个数据中间巨大的差距来自对关押在中共监狱里的良心犯的强制器官摘取，对象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维族、藏族和家庭教会成员也是其中一部分。
乔高在作证的时候表示：“证据很明显，可怕的器官盗取行为正在中国发生，而且越来越多。（中共政权）没有试图认真地反驳或者驳倒我们所说的。”
本次开庭以及去年12月的开庭期间都有法轮功学员出庭作证。他们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折磨，而且全部都被迫进行过身体检查。
2005年被中共绑架的法轮功学员Feng Hollis于去年12月在独立人民法庭第一次开庭作证时表示，在监狱里她经常受到酷刑折磨，身体健康受到摧残，但是医院却给她进行身体检查，当时她就感到很奇怪。

中共官方的数据可疑

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对中共公布的自愿器官捐助数目进行过分析，发现官方数据符合一个基本的数学公式，因此怀疑数据是被编造出来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生、报告的作者之一马修‧罗伯森（Matthew Robertson）说：“我们发现许多异常现象很难解释或者无法解释，因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数据是被人为操控的。”
罗伯森和统计学家雷蒙德‧辛德（Raymond Hinde）以及特拉维夫大学外科教授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研究了中国器官移植反应系统以及地方红十字会的数据，发现这些数据符合一个二元方程式，呈现出一个平滑的曲线。
辛德说：“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数字）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平滑的比率。”
人民法庭将在6月17日公布正式的裁决结果，以裁定中国是否发生过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是否正在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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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新闻网UCANews.com四月四日刊登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题为“中共独一无二的群体灭绝罪行”(China’s genocide unlike any other)的文章。文章说，中共以国家之力大规模杀害无辜者，以获取移植用的器官。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阻止更多的无辜者被谋杀。

图：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演示中共强摘中国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动剧。

文章说，中共的罪行可能象《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描述的，是“一种隐藏在手术衣下的群体灭绝。”或是象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菲奥娜·布鲁斯(Fiona Bruce)在上周辩论中所描述的，是“反人类罪，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群体灭绝罪。”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罪行——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
主审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英国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正在一个独立法庭担任七人陪审团主席，陪审团成员包括律师、学者、高级医学专家和商人，他们将于四月六日和七日在伦敦举行进一步的听证。并将于今年六月进行最后宣判。
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做出临时判决，陪审团“一致认定，无可置疑地认定，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的做法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涉及大量受害者。而且是由（中共）国家组织或批准的机构和个人干的。”
对于这样一个杰出的小组来说，采取不寻常的步骤发布临时判决肯定会引起注意。他们说，他们做出了决定，希望能“拯救无辜者免受伤害”。
然而，这是最难以证实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一，因为与许多其它虐待行为相反，唯一的证人是所涉及的医生、警察和监狱官员。在医院手术室中的证据可以清理掉。正如布鲁斯在上周的辩论中提出的那样，它“几乎是一种完美的犯罪”，因为没有受害者可以作证，“因为没有幸存者”。
出生于中国的前加拿大小姐林耶凡（Anastasia Lin）在英国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在街上，如果有人袭击你，你可以尖叫寻求帮助。被绑在劳教所手术室的病床上，没有人能听到你的尖叫声。在中国，是国家在偷窃器官。”
指控说，不仅死刑犯，而且还有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藏传佛教徒和某些家庭教会基督徒，他们被要求接受体检，以进行器官匹配。许多人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器官被摘取。这些器官是为了满足巨大的器官移植交易的需求。
三年前，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美国资深媒体人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发表了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An Update），该报告以先前的调查为基础，侧重于对中国712家从事肝肾移植手术的医院的公共记录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报道的数量，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强迫器官摘取的规模也是如此。仅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一家医院每年就进行六千多例移植手术，他们推断，中国医院每年移植六万至十万个器官。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器官来自哪里？
中国没有自愿捐献器官的传统。在二零一八年，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器官捐献者的人数约为六千，捐赠了一万八千个器官。然而，大卫乔高、麦塔斯和葛特曼表示，“几家医院的移植器官量就可以轻易超越这个数量”。
此外，在中国，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患者被承诺在几天内就可以匹配到健康器官，而在大多数先进的西方国家，患者需要等待数月，有时甚至几年才能等到器官进行移植。冒充患者的研究人员给中国医院打电话，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黄洁夫，二零零五年在新疆做肝移植手术，他在重庆和广州两家医院订购两个备用肝脏，第二天早上就送来了。
简单的事实是，这些数字对不上。几天内就能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匹配器官，全国有数百家医院进行移植手术，而每年只有几千名自愿捐献者，这意味着一定有另外的器官来源。
死刑犯可能是少量来源，由于中国法律要求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必须在七天内执行，这使得该来源的器官供应有限。这让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良心犯是器官来源。他们总结道：“这种反人类罪非常猖狂。”“最终的结论是：中共以国家之力大规模杀害无辜者，以获取移植器官。”
恩维尔·土赫提（Enver Tohti）曾是新疆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他作证说，一九九五年，他在执行死刑现场强行从囚犯身上取下器官。在医院主治医生的指示下，他准备了设备并被带到现场。
他回忆说：“我们被告知要在一座小山后面等待，一听到枪声就马上过去。”“片刻之后，枪声响起。不是一声，而是很多声枪响。我们赶到了现场。一名武警告诉我去哪儿。他让我们靠近，然后指着一个身体说‘就是这个’。那时主治外科医生突然出现，他告诉我要摘取肝脏和两个肾脏。他催促我快点，然后主治外科医生把这些器官放进一个盒子里上了车。主治外科医生告诉我，回到医院后不要跟任何人讲发生的事情。”
专家们在世界各地的立法机构，包括在美国国会作证。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其他立法机构通过了决议，谴责强摘暴行。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和台湾，已经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加拿大参议院已经立法禁止“器官旅游”。联合国特派员呼吁中国对器官来源进行说明，但没有得到回应，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器官移植伦理发声人安妮卡·蒂博尔(Annika Tibell)博士呼吁进行国际调查。
中国有回应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听到它。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政府、媒体、律师、医疗从业者、专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都必须考虑他们的回应。如果独立中国法庭的临时判决曝光了真相，那么就要让正义得到伸张，责任者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是真的，则需要重新评估与责任人的关系。
其他国家应该效仿那些已经立法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的国家。联合国应任命一名中国人权问题特派员，并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则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阻止更多的无辜者被谋杀。
正如布鲁斯总结的：“当最终真相出来时，我们是否会再次遗憾的听到‘绝不能再发生’这句话？我们不是什么也做不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需要迫切解决。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有一天会被追究责任。”
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是人权组织CSW的东亚团队负责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以及终结滥用移植国际联盟（ETAC）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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