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兰健:新疫情爆发 中国已到临界点(图)

2023 年 11 月 23 日,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在北京一家儿童医院的门诊区等候。(Photo by 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023年11月23日,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在北京一家儿童医院的门诊区等候。(Photo by 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天窗传媒2023年12月9日讯】目前,中国大陆爆发了新一波呼吸道传染疾病,多地儿童医院爆满,新冠检测、健康码卷土重来。《看中国》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大陆先后经历过非典和新冠两场瘟疫的他对疫情的嗅觉相当敏感,早在11月18日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新的疫情警告。赵兰健还认为,如果中国已到了临界点,若当局再次实施严格封控,不排除爆发暴力革命。

赵兰健于12月5日在X上发推称,“11月18日,赵兰健在推特平台,全球首先叫响中国[疫情爆发]…11月19日赵兰健拿到有小学生已经感染死亡的证据并立刻发布。三天之后传统新闻媒体、国际疫情监测机构、世卫组织、联合国随同跟进,督促中国披露更详细信息。

中国政府和卫健委一再声明,没有疫情,不存在病毒变种,不存在全新病毒。并试图用“流感”、“支气管炎”、“肺部感染”等一般疾病用词,压制和掩盖中国各地爆发中的[白肺病症]。

11月28日,多个国家已经发现流行于中国儿童的[白肺病症]已经传染到多个国家,并在继续蔓延。多个继续机构认为,这是多病菌、多病毒的混合型感染。

11月30日,北京疾控中心发布,11月20-26日,北京市传染病例超过7万2千例,比之前一周增加一倍。排名前两位的传染病病重是,流感、新冠。这次发布,等于中国官方已经承认新冠疫情再次爆发,并对患病人数依旧做了隐瞒。

12月1日中国多位社会知名人士通过过社交账号发布证实,上海机场有很多大白人员出现,要求抵达旅客全员核酸检测才能放行。

12月2日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证实检测结果,15-59人群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

12月3日传出武汉汉阳区,快活岭社区开始全员检测核酸。

中国又回到了2020年疫情大爆发状态。”

非典疫情爆发

赵兰健告诉《看中国》,他对于疫情的敏感源于2003年,当时他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由深圳派驻北京筹备新的媒体。在北京非典期间,他一直关注这个事件,接触到很多医院的主任和医生,亲眼目赌了很多东西。

他表示,“对非典我有直观的感受,那肯定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

2003年的非典很恐怖,当时北京整个长安街几公里都没有一个人。社区发生疫情了,武警或者大夫就把那个社区包围封锁了。”

我背着一台相机四处走,想拍摄一些疫情的内容和场景。北京的高碑店地铁站的对面,通惠公路旁边有一个水渠叫通会河,我看见河的对面有很多穿白衣服的抬着担架,把人一个一个往外抬,至少抬出来三个人,还有武警在附近守卫着。我那个时候还年轻,看了这种场景真是很害怕,不知所措。

后来我特意给某医院的检验科主任打电话,这个医院整个当时都封闭了,不对外营业了。只接待非典疫情的患者。据他说医院里面的空气当中,非典病毒的检测指标特别大,空气当中全都是病毒。他们就用大量的消毒液。在空气当中消毒,也在下水道里面消毒,用了很多消毒水。疫情还没结束,消毒水就把医院的下水管道腐蚀坏了。

当时北青报和中青报去采访,但是他是到那去摆拍,摆拍大夫和患者作假宣传。为了救治非典病人如何如何,而不去报道非典的严重性。

那个非典首次带来社会的恐惧性,只有接触了那个环境的人,才能理解那种恐惧性。我把非典的这个事情,打电话给很多的朋友,包括外地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我的那种危机感,当时好多人都是不相信的,他们都认为我是在开玩笑,认为我胡说八道,在故意恶搞这件事情。

当时民众普遍的,甚至过了好几年都没有这种危机感,报纸的那些内容并不是真实的,没有报道非典的疫情和严重性。

特别当时治疗的方法是错误的,用了大量的激素,大夫得了非典也打了太多激素,这个后遗症,身体浮肿,骨头软化,要吃很多种药,要经常去检查,否则骨头就会碎掉,人人处于残疾的状态。现在这些医生等于是半退休状态,或者是国家给他养起来。2020年之前,那些大夫经常要去维权,还邀请我去拍摄,采访他们;但是国家对他们控制的特别严,那些大夫就成为牺牲品,他们的声音就传不出来了。”

新冠疫情的防护意识

赵兰健说,经历非典后,对病毒这种信息就特别敏感。因此当传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那些信息后,他就相当关注。

“所以在2019年,这种警觉性,让我逃避了新冠疫情的传染。

2019年我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国外,就是上密闭的公共交通,无论是高铁,还是公交车,或是飞机,我肯定要戴口罩。

这个戴口罩的习惯是来自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经历了那次疫情之后,就已经养成了随身要戴口罩的习惯,我的背包里面永远都有一到两只口罩。在2014年进入腾格里沙漠的那个污染源去拍摄,环保记者和志愿者十几个人小团队,只有我随身携带N95的口罩。这个习惯也让我在2019年的12月份,没有遭到新冠病毒疫情的侵害。

大概是从12月8号,我就要连续在国内很多个城市飞来飞去的,大概是1月10号左右,武汉就有病毒传播了,我到深圳要经过武汉,在湖北省的机场要待上半天时间,那个候机室里,整个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人戴口罩,其他的人都没有戴。1月12号到1月23号期间,我一直都是戴口罩的,我有下意识的防护的意识。

我认为中国人的防病毒意识,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但我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是非常受益的。”他说。

关于目前的中国疫情

正因为有了对非典和新冠疫情的极强的防护意识,赵兰健对此次爆发的新一波疫情尤其敏感,早在11月17日,他就嗅到了异常的味道,18日在X上发出了疫情示警推文,仅数天疫情爆发的推文的浏览量超过了百万。

“2023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有一些疫情的前期的那种气氛了,因为医院和民间流传出来的信息,去儿童医院的人数增加,这种碎片的信息不停的涌现,就让我警觉了。在11月17号,我给很多个朋友打了电话,都是家里有小孩的。有大连的,有天津的,有北京的,我分别问这件事情。有些人猜疑是新冠复发,但医院说是流感,卫健委官方没有结论,都是没有提这个事情的。但是他们都已经感觉到了恐怖,因为他们有小孩的去医院排队的人太多了,大连的儿童医院爆满。

我拿不到其他的证据的资料,因为我们是做推特的信息传播,为了丰富手里的这些信息,我就去新浪网,还有各大平台去检索,一检索就吓了一跳,大连疫情和儿童医院这些信息,都是敏感词,全都被封闭了,一条信息都检索不出来。这样的话题屏蔽掉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是中国正在实施一个有步骤的,有计划的信息管控。

随后呢我又给我那些朋友打电话,确认这件事。他们说除了小孩,现在进医院就是排不进去。也有很多大人都得了,也都是白肺,跟原来的那个2020年的疫情很像。但是就不是给你写白肺诊断证明,就写支气管炎,他也不写新冠病毒。甚至检查肺部,根本就没有新冠这一项。

我就认为这是一个疫情要要大爆发的前奏,因为它有几个特征,大人也得,小孩也得,而且三个大城市。在11月18号,我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和我拿到的一些图像证据,正式的发到了推特上。好几天几夜一直都是在忙这些事。

直到11月21号才有一些新闻,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才报道出来。这时在推特上,我相关的疫情爆发的词条已经过百万的浏览量。22号联合国世卫组织才要求中国政府信息透明,如实报导这个疫情。

中国政府就是要推搪过去,用大量的词,支气管炎,感冒,肺部感染这样的词来代替新冠疫情,一直是在回避新冠这个字。

11月30号,北京疾控中心有一个报告,在11月20号到11月的26号,北京传染病的病例已经达到了72,000例,比前一周增加了一倍。这就是疫情爆发的确切证据。这时北京政府才证实疫情已经出现了。但是他强调了就是流感病毒,新冠病毒放在第三位。然后各地又开始实行健康码,这意味着中国可能要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抗疫局面。”

疫情灾难的根源

新冠疫情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比疫情更可怕的是这个次生灾害,封控造成的很多的悲剧,大陆的百姓民不聊生。

“我认为这种次生灾难很有可能重演,这个重演的机制是中国固有的管理模式造成的。

我认为病毒防疫,只要是公民教育到位,那么公民自己有防护意识,对整个社会是最好的。但是由于中国国民的特质是巨婴型的,全部的成年人都没有自救的能力,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没有这种教育,整个公民的素质和卫生防御意识都是非常欠缺的。只有中国是共产主义的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中国人必须得在一个机械的大手的把摆弄之下才能完成他自己的成人的行为。

中国政府像是一个这种巨婴症的管家,他介入公民的私生活,介入公民的全部的生活,吃喝拉撒他全都要管,谈恋爱夫妻性生活那组织全都要介入的,所有的一切他都会介入。这与社会政治制度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政府的这种集权和霸权统治,无视最基本的原则,没有人权,对公民碾压式的迫害,而且是一贯而来的。

疫情管理模式就是这个中国社会制度的管理模式,他现在所采取的每一个政策,都是一个强制性的行为,到你家里头去消毒啊,到你家里去做防疫,强迫给你打针。限制公民的交通,限制公民的出行,限制公民入学,限制公民进出住宅,那个条形码行程码,拴了多少铁链。这就是巨婴社会的模式,中国社会病态治理模式,管理模式和行为模式。

中国社会是一个巨婴社会,他用大量的官员去看护这些弱智的巨婴公民。官员和普通人的比例现在是1:10,比值是历史上最大的。

而病毒的传播教育了公民自己,这个生命的防卫权和生命结果的选择权,要交给公民自己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中共若重演封控 将爆发激烈抗争

如果当局再用封控这一类措施的话,赵兰健预见中国可能马上要出大事。

“因为现在临界点已经到了。人们的忍耐力在白纸运动时就达到极限了。中国人的奴性特别强,全民能忍耐,特别龟缩,包括参加白纸运动的所有人都是被奴隶文化熏陶出来的,忍耐能力超强。即使这样,他们也忍受不了了,要不是生活和精神到了悬崖边缘,是不会行动的。虽然,白纸运动被很快打压了。但是这个社会试压阀已经呈现出来了。只要再有一点,接近白纸运动的社会压力。中国一定会出现暴力革命。”

赵兰健认为,白纸运动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六四之后,整个的中国社会是完全没有联动性的抗争行为(直到白纸革命)。如果再有大规模的封控,我相信中国一定会爆发激烈的抗争。”

不过,赵兰健也认为,中国老百姓几十年来因为洗脑,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和僵尸化。关心社会,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和敏感,在中国民众普遍看来那是不务正业的行为。

“(只有)中国的民众遭受到更大的重创,才有可能去觉醒,中国人太麻木。我只是说一句正常的话,我说至少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就有一些翻墙的人过来跟我来干仗。有一些国内的人,还是处于巨婴时期,自己不觉醒,他不想听,你去给他讲任何东西都没有用。”

“中共可能发生内部坍塌,比如公务员都开不出支,所有的军队和公检法都没有钱了,如果发生这种社会危机时,中共跨台这一天不远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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