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沐阳。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7日星期二，亚洲时间是9月8日星期三。
今天焦点：刘强东被退二线，红三代接掌京东？出书披中共内幕，前妻威胁“会有人命”；早知中国有疫情，顶级专家暗示人祸；赛格大厦重新启用，桅杆背锅20年；支联会拒合作，港府要强行执法。
60秒新闻
日本《每日新闻》7日刊出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专访。岸信夫表示，台湾与日本是共享普世价值的重要友人，而且台湾距离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仅110公里。台湾如果出事，日本无法置身事外，需对台湾情势持续保持关注。
韩联社7日报导，韩国成功完成自制战略潜射导弹的水下试射，成为世界第八个拥有潜射导弹的国家。这艘由韩国自行开发的3000吨级潜艇配备了六个垂直发射管。消息人士说，再进行一轮测试后，韩国将大规模生产潜射导弹并进行部署。
在回应国会议员询问是否会晤时中共威胁而完全支持台湾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以英美关系为优先考量，台湾的情况会越来越困难，英国将追随美国的全球领导。有网友表示，“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怎么做英国就怎么做。”
中共教育部7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开始部署将校外培训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强调培训机构在完成登记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这对新东方、好未来等大型校外培训机构形成新一轮打击。
截止到美东时间9月7日下午2点，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45万8132人，总确诊人数达到了2亿2200万0982人；单日死亡7446人，累积死亡总数是458万9190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继阿里、字节跳动、拼多多之后，京东也发生了人事大地震。中共对私企老板的一轮轮“宰杀”，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共的眼中只有“韭菜”。而这些肥壮硕大的韭菜，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早前被中共信任的外国顶尖流行病专家，突然出现了反转。在中共通报第一例中共病毒患者之前，他早就收到了中国爆发疫情的消息。另外这位专家他也推翻了自己早前的一个观点。中共尴尬了。
京东大地震 刘强东被退“二线”
昨天（6日），大陆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发生了人事大地震，集团高层进行了改组。强奸丑闻缠身的刘强东彻底走进了幕后，京东可能落入了中共红三代的手中。
根据京东通报，过去3年来一直隐退幕后的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从日常业务中抽身而出，专注长期战略和指导年轻经理人。
接任刘强东的是原京东零售CEO徐雷，负责各业务板块的日常运营和协同发展。通报表示，徐雷将向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汇报。
同时京东委任辛利军为京东零售首席执行官，委任金恩林为京东健康首席执行官，即时生效。
京东的这个变化，实际是把刘强东挂了起来，京东正在“去刘强东化”。通报中说他“从日常业务中抽身而出”，熟悉中共话术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使用的比较柔性的说法。不负责日常业务，换个说法就是今年只有48岁的刘强东被“二线”了。
至于说集团总裁徐雷向刘向东汇报，也许会有，也许不会有。在我看来，刘向东的角色已经可有可无了。徐雷向他汇报是出于情面，不向他汇报，刘强东也无话可讲。
这是继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和拼多多创始人黄峥等人之后，又一位网络商业的标志性人物引退。
红三代掌京东？
那么这个徐雷是谁呢？公开资料显示，徐雷是北京人，在部队大院成长。他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曾在联想、好耶网等任职。
2009年徐雷加入京东，先后任京东零售的销售和营销部门多个领导职位。包括营销及品牌负责人、京东无线业务部负责人和平台运营负责人等。
在网络上仅能看到这些信息，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徐雷的背景资料中，可能隐藏了一些重要信息。
大家知道，北京有“大院”的文化。“大院”一般分为三种：部队大院（也叫军队大院）、部委大院和科研所大院。
部委大院就是国家部级机关单位的家属大院，比如外交部、财政部等等。科研大院就是指中共科研单位的家属大院，部队大院就是指驻京部队的家属大院，包括总后大院、海军大院等等。
“部队大院”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军人后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二代”或者“太子党”等等。徐雷在“部队大院”成长，最起码可以判定他是军人的后代。
不过关于徐雷家庭背景，网络上并没有更多的信息，显然这部分是被隐藏了。有知情网友透露，徐雷并非是部队大院的普通孩子，他是中共元老的后代。
“冷山时评”在推特上爆料，徐雷是中共开国元帅徐向前的孙子，是中共中将徐小岩的独生儿子。
但有网友“辟谣”，徐小岩的儿子叫徐珞，徐向前的后代中，没有叫徐雷的。但这位网友遭到了反驳，有网友说“那个时代生几个孩子不是新鲜事，公开的没有叫徐雷的，不代表徐雷就一定不是。毛泽东有不少私生子，很少有公开正式承认的，但实际上都享受着红二代的待遇。
我们无法确认徐雷是不是徐向前的孙子，但是他成长在部队大院。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即使不是徐向前的孙子，也可能是其他中共军队高层的后代，也就是红三代。因此也可以说，京东实质上是落入了中共红三代之手。
刘向东会不会步入马云、张一鸣和黄峥的后尘，彻底辞去京东的所有职务，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共同富裕”的新政下，中共的镰刀又成功收割了一颗肥壮硕大的“韭菜”。
其实马云也好、张一鸣、黄峥也好，还是刘强东也好，这些人的命运都证明了一点，他们在中共的眼里，其实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可以牺牲的工具。
这种结局，前私募基金高管沈栋在他的回忆录《红色轮盘》中，有着深刻的描述。关于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我们后面会谈到，这里先说书中的内容。
企业家是工具！ 红色血脉拥有中国
十多年前，沈栋和女富商段伟红合作，在北京开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期间，他们利用了段伟红与党内高层的关系，包括当时已经退休总理的亲属。
52岁的沈栋回忆当时中国的政治时代，全国上下以各种手段“发家致富”，而中共党内精英和企业家经常在利益可观的交易上“密切合作”。
2017年，段伟红失踪前，这对夫妇已经分手了。在段伟红失踪之际，一名地方党政高官正在接受调查，从那以后，段伟红就与外界失去了任何联系。
在沈栋看来，段伟红是中共“法外绑架”做法的牺牲品，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推动不透明的调查。《华尔街日报》表示，外界普遍认为，这起案件是习近平推动的，目的是清除对他有威胁的潜在挑战者。
沈栋在书中表示，北京当局正在加大遏止私企的力度，并让企业转为为党的优先事项服务。在中共眼中，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私营企业，他们手中的财富并不是完全属于他们。他们的部分持股是“代其背后的红色资本持有”。
“代其背后的红色资本持有”，说白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手套”。表面上是这些企业家在持有股份、拥有企业的股权，实际上他们是台前人物，替背后的“大老板”经营管理着。而那些背后的大老板，就是中共党内精英，或者说是权贵利益集团。
在《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沈栋指出，中国是由“红色血脉”所拥有的，也就是中共各个元老的家族。而中国富裕的企业家就像是超级打工仔，效力于中共党内的精英。
沈栋在回忆录中写道，与商界结盟，只是中共党内精英的“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中共全面控制社会的目标服务。“一旦不再需要我们（商界）来建设经济、投资海外或帮助限制香港的自由，我们（商界）也会被视为敌人”。
沈栋表示，在中共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北京领导人“希望通过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来维护中共统治。贫富差距扩大将破坏中共的正当性”。
诡异的死亡威胁 “出版会出人命”
沈栋在这本书中揭露了一些中共红色权贵的内幕，包括现任、前任中共最高层与中国富豪之间的利益纠葛，也有传闻包括与江泽民、曾庆红和令计划等人的来往。
沈栋在书中透露，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迫使中共说出已经失踪4年的段伟红下落。并且要告诉世界，中共已经成了全球最危险的政权。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书的内容相当敏感，应该会涉及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所以国际社会一直在关注。事实上，沈栋写这本书的目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达到了。就在这本书在本周要出版之际，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7日），沈栋在美国之音的专访中表示，昨天对他进行死亡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前妻、已经失踪4年的段伟红。
沈栋表示，在关押了4年后，段伟红4日短暂“获释”。她给沈栋打了2次电话，要求他“取消《红色轮盘》的出版”。段伟红直言，这会激怒中共政府和被牵扯到的官员，对沈栋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威胁。
段伟红在电话中警告沈栋“好好想想”，“与政府作对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本书的出版是要出人命的”。声称如果沈栋发生不测，他们的孩子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
此外，段伟红还要沈栋叫目前居住在香港的段母回中国大陆。沈栋介绍，段伟红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父亲打电话。
事实上她和父亲在同一栋楼里居住，如果她真的自由了，会走过去看望父亲。所以沈栋认为，“基本上是在和一个（被）绑架者谈判”，段伟红的身边一定有中共官员和国安人员在监控。
沈栋对《金融时报》说，“我有责任告诉世界中国是什么，尤其是在今天的环境中。冠状病毒大流行从中国传出来，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杀死了我们的亲人，关闭了我们曾经光顾的公司企业”。
沈栋说“每个人都有责任更好的了解这个给我们带来这些（灾难）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很可能会给我们一生带来另一次冲击”。
通报前已知疫情 中外专家早追踪
中共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以这次中共病毒大流行最为典型。但是关于病毒起源地和爆发时间，中共一直在混淆视听，对外甩锅。不过最近，中共信任的一位世界顶尖传染病专家披露，他得知疫情爆发的时间远早于中共通报的时间。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利普金在著名导演史派克·李执导的纪录片中，他反复强调一个时间。在2019年12月15日，他已经收到了疫情爆发的消息。
利普金曾参加了2003年抗击SARS疫情，所以得到了中共颁发的荣誉。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不久，利普金曾经前往中国。到了中国后，他还与中共总理李克强和一些中共著名科学家们讨论了疫情。
但利普金说，在前往中国之前，他已经通过疾控中心与“中国的朋友”一直在追踪情况。利普金的中国朋友，也是他的合作伙伴，指的是广州中山大学流行病学兼生物学教授陆家海。
大家知道，按照中共官方早前的说法，湖北医生张继先在2019年12月27日率先上报，26日发现了2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是一对老年夫妻。后来张继先被中共官媒称为“疫情上报第一人”。
但《每日邮报》指出，事实上在中共通报第一例患者时，病毒已经非常猖獗了。大陆财新网也曾有报导，广州某私人实验室已经收集了“几乎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不过财新网的这篇报导后来被撤了下来。
在同一部纪录片中，荷兰病毒学家罗恩·富歇尔也表示，他在2019年12月第一周，就与他的同事玛丽恩·考普曼斯讨论过疫情。因为当时“有传言说武汉一个市场出现了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的新型病毒，人们生病了”。
华盛顿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汀也告诉《洛杉矶时报》，在2019年12月中旬，他从武汉一个朋友那里听说，“有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看起来很严重”。
预警不正常 疫情又是人祸？
我们来看利普金的说法，他在2019年12月15日收到了陆家海的信息，当时中国的疫情已经“爆发”了。
“爆发”这个说法，实际告诉我们，中共病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可能至少要再往前推2周，甚至更多一些时间。
按照中共当时的说法，病毒有14天的潜伏期。如果按照现在中共的说法，潜伏期可能更长。
另外“爆发”可能意味着有不少人感染了。一个人、两个人感染，甚至三个五个，都不一定用到“爆发”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在陆家海告诉利普金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可能已经有很多人被感染了。
这样推下来，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至少可以推到2019年12月初。
利普金说，陆家海教授告诉他，“如果预警机制运作正常，疫情其实可以避免”。这句话所连带的含义是说，是因为中共的“预警机制”运作不正常，才导致武汉的疫情爆发。
这句话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这次的疫情是人祸。“预警机制”运作不正常，实际就是在说中共对病毒传播的掩盖真相，处理不透明，所以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顶级专家逆转：有可能实验室泄漏
利普金介绍，他从中国大陆返回美国后不久，也感染了中共病毒。不过他当时仍然“极力赞扬中国（中共）为控制疫情做出的努力”。
特别是在关于病毒起源的争论中，利普金试图扼杀“实验室泄漏”的声音。他曾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评论，排除“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
利普金的这些说法，曾经是中共对外甩锅的重要理论支撑。不过现在，中共甩锅可能有难度了。因为利普金已经推翻了自己早前的观点，不否认病毒可能从实验室泄漏。
利普金承认，后来在得知武汉科研人员在低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对蝙蝠身上的新冠病毒进行高风险实验后，他改变了自己对病毒来源的看法。他认为“不能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
利普金在纪录片中说，“如果他们有数百个蝙蝠样本进入，其中一些没有被标志，他们怎么知道这种病毒是否在这个实验室里？他们不会知道的”。
作为世界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利普金的观点转变，等于是为“实验室泄漏病毒”的说法增加了一个重量砝码。
赛格大厦8日启用 桅杆背锅
今天（7日），微信公号“深圳发布”转发了一则公告，深圳赛格大厦从明天（8日）开始恢复使用。
赛格广场大厦桅杆拆除工程现场指挥部在公告中表示，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赛格广场大厦桅杆顺利拆除，已按科学程序认定大厦结构安全，有感振动风险已消除。自2021年9月8日起，赛格广场大厦裙楼及塔楼将全部恢复运营使用。
这个消息传出，各家大陆的大小媒体都在争相报导，可见人们对赛格大厦的关注程度。不过各家媒体的报导几乎都是统一格式，只是说认定大厦结构安全，明天启用等。至于通告中所说的如何“科学认定”，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表示质疑。
从公告中看，当局仍然认为今年5月18日、19日、20日赛格大厦发生晃动的原因是桅杆引起的，所以将赛格大厦楼顶的桅杆进行了拆除。
今年5月，赛格大厦连续3天发生了3次不明原因的晃动。这个79层、近356米大厦发生晃动，当时吓坏了大厦内的租住商户。有人曾在网络上表示，大厦晃动时，为了逃生，鞋子都跑掉了。
公开资料显示，赛格大厦的落成时间是2000年，至今已经有21年的时间了。在这21年当中，除了5月份的3次晃动，似乎没有再出现过类似情况。
而中共的专家们就根据这3次晃动，“认定”是大厦楼顶的桅杆造成的晃动，把“锅”甩给了桅杆。一根旗杆就能引起大楼晃动，这种说法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旗杆的威力还真是够大的。
有网友发了一句话，“看来桅杆招风了”，还附了一个“偷笑”的表情。网友的“偷笑”，实质是对当局处理赛格大厦的方式表示怀疑。
我也希望深圳的朋友们谨慎一些，不要贸然进入到大厦，命是自己的。在中共种种隐瞒真相之下，小心使得万年船。现在的中共专家，很多都是“政治人物”。他们做出的判断，常常是迎合中共做出的。
比如把老百姓害惨了的中共病毒疫情，北京大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广发在2020年1月10日曾说病毒“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到了1月23日，武汉由于疫情爆发，不得不实施了近代史上最严厉的封城。
中共不会珍惜人的生命，但是人们得自己珍惜。对中共的任何说法，都要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否则很容易上当。轻的可能会损失钱财，重的可能有生命危险。
支联会拒绝“合作” 港府要强行“执法”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今天（7日），支联会向香港警方提交了一封信，告知当局“拒绝合作”，因为当局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另一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对记者表示，将会“迅速采取执法行动”。
上个月，警方指控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命令交出财务和运营信息。包括1989年成立以来所有成员的个人信息、所有会议记录、财务报告以及与捍卫中国民主和人权的任何交流等。今天就是警方设定的最后期限。
对于这个要求，支联会前往警局提交信件的4成员之一、副主席邹幸彤在路上表示，会回复警方“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理会你们”。
邹幸彤同时寄语香港人，要继续抗争，不要屈服于无理强权，尽可能跟随良知而活。她说“不要屈服于每日要去讲大话，每日要去卑躬屈膝的生活”。
邹幸彤本身是执业大律师，她说反抗可能会面对更大的打压，但是放弃抗争，也不代表安然无恙，反而会被穷追猛打。她认为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继续做对的事。
支联会在回复警方的信件中强调，支联会并不是“外国代理人”，警方没有权力要求支联会提交资料，这是“犯了法律错误”，违反了自然公益的原则。
在另一边，邓炳强对记者表示，“若不安法律要求提交资料，一定会采取跟进法律行动”。根据警方引用的国安法第43条，如果没有提交资料，将面临10万元罚款和半年监禁。如果提供虚假、不正确或不完整资料，最高可罚款10万元和2年监禁。
邹幸彤表示，对此支联会常委已经做好了相关心理准备，也提早做了安排。同时她也希望警方遵守法律，不要违法行动。
支联会的4名成员递交了信件后，并没有被即时抓捕。其实支联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胆魄的。
众所周知，香港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像中国大陆了，红色恐怖越来越重，港警已经变成了香港公安。作为执业大律师，曾经多次遭到拘捕的邹幸彤和支联会其他成员，应该都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根据近期香港警察的表现，很难相信港警会依法办案。在国安法的铁盖下，港警常常宁左勿右。至于邓炳强说会“跟进法律行动”，所谓的“法律行动”，应该可以想像到，就是强行抓人和搜查。然后找个借口，对支联会的成员进行打击，迫使这个连续30年举行纪念六四晚会的民间组织解散。
当局想打击谁，随便可以找到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支联会成员的安危非常令人担忧，支联会的命运也同样令人关注。
不过我也提醒香港警察，不要跟中共跟得太紧，中共崩亡的征兆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了。如果跟中共太紧，可能会成为中共的陪葬。
有两件事必须引起注意，一个是9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一只黑天鹅。这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以这件事网络上传的非常火热。
《汉书‧五行志》上说，“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则亡之异也。”“庙”，指太庙的明堂，也就是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场所。如果有野鸟闯入庙堂，那就是国家败亡的征兆。
另一件事是9月4日，延安市安塞区腰鼓山的窑洞群发生了坍塌。视频中显示至少6孔窑洞不明原因的接连崩塌。
延安是中共的“革命圣地”，现在出现了崩塌，很多网友都认为，这是中共气数已尽的征兆。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人风水师，他们对这些异常现象一定有看法。也许他们怕遭到报复，不会直接说出口。但这种事情任何人都会明白，绝不是什么吉兆。
所以我希望香港警察一定要认真三思，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盲目跟这中共跑，这很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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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推出了“共同富裕”的政策。在外界看来，这个政策是“劫富济官”的政策，显示出中共的贪婪和残暴。最终只能加速资金、智慧和人才外逃，走向彻底失败。
在今天的红朝看点，我们就来聊聊中共新版打土豪为何注定失败。欢迎大家到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我们的会员网站的网址是http://muyangshow.com，还有一个http://youlucky.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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